《奥威尔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有一副奇特的面貌。全书所占篇幅最巨的五卷《家庭日记》百分之九十九的内容，乃奥威尔园艺生活记录。奥威尔最爱一丝不苟记下来的，是他养的母鸡这一天下了“几颗蛋”，有时候，连续好几天唯一的记录，就是“几颗蛋”在这里，颇能见出奥威尔坚毅与固执。令人疑惑的是，对奥威尔而言，家庭生活，只是养鸡种花？《日记》这一部分内容，我是全然地隔膜，本文将不再涉及。
此外，厚达686页的《日记》，几乎完全看不到奥威尔谈文论艺，也不能不让人觉得奇怪。如果对奥威尔毫无所知的人，初读便是这部《日记》，恐怕很难想到他也写过小说。当然，奥威尔本身就少文艺腔。
剩下的《摘啤酒花日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日记》、《摩洛哥日记》、《战前事件日记》、《战时日记》，均独立成篇。奥威尔写日记，有一种洁癖，自定的主题之外的东西，一概不谈。除《摩洛哥日记》外，其他诸篇分别与奥威尔几部非虚构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精神》直接联系在一起。日记里很多内容，后来都搬到了相关著作中。可以说，很多时候，日记就是奥威尔用来作为写作蓝本的。不过，两相对照，能发现此中有断层。长久以来，奥威尔与许多高贵的品质紧紧地扭结在一起：真诚、冷峻、良心且已入绝对之境，不容质疑。但我们读一读《日记》，就会发现，这些品质，也有不那么高贵、甚至变味的时候。当然，不必读《日记》，仅从奥威尔的正经著作来看，也能得出相同结论。
奥威尔身上的标签之一，即真诚。《在巨鲸肚子里》中，奥威尔说：“对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来说，是否掌握了真理，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还是情感的真诚。”(收录于《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134页)可见在奥威尔那里，“真诚”的位置很高。《对文学的阻碍》中，奥威尔又说：“(虚构作家)可以扭曲或者嘲讽现实，以使自己所要表达的意义更加清晰，但他不能歪曲自己头脑中的画面。”(出处同上，第400页)换句话说，歪曲了，即“不真诚”。这两句话，很能映照出奥威尔的内里。的确，作家可以扭曲现实。不仅可以，有时候，还非扭曲不可，只要是为凸显现实故。不然，这扭曲，便是以非为是的实实在在的扭曲，引人堕迷途。那么，问题就来了：当“自己头脑中的画面”不等于现实，甚至悖谬于现实时，是要去扭曲现实，而非矫正“自己头脑中的画面”？此处，奥威尔显得无比真诚的话语后面，有这样一层意思：个体思想的自由，凌驾于客观现实之上，甚至凌驾于“真理”之上。个体思想，不管是错是对，只要是发自内心的，且能自由地真诚地表达出来，便圆满。殊不知，在这种诚与真相剥离的情况下，“情感的真诚”与“思想的自由”失去字面上的意义，成了廉价的符号，越“真诚”就越“不真诚”，越“自由”就越“不自由”。
虚构作家有扭曲和嘲讽现实的权力？非虚构作家有没有呢？奥威尔告诉我们，有！《日记》所映照出的奥威尔非虚构著作中最明显的扭曲之处，编者彼得戴维森已经指出。1936年2月15日的日记中，奥威尔记述自己路过威根“一条肮脏得令人恐惧的小巷，看见一个女人，很年轻，但极度苍白，一副沾满污泥、精疲力竭的样子。她正跪在一栋房子外的下水道边，拿着一根棍子疏通污水管。在那一刻她突然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那神情是我一生中见到过的最凄凉的东西。更令我震惊的是，她此刻的所思所想显然和我的一模一样。”后来，这段观察成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一个著名的段落。但是，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奥威尔是在穿梭于威根的列车上看到这个女人的，他甚至还看到了她的年龄与病历，“在反复流产和过度操劳的折磨下，25岁的姑娘看上去却像40岁”。很明显，奥威尔是添油加醋了。这样，的确起到了他所谓的“意义更加清晰”的作用，凸显威根工人阶级贫困的惨烈的现实生活。但这扭曲，绝非必要，《日记》中貌似平淡的描写，已经足够了。
这绝非特例，奥威尔常常这么干！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阿伯特赫伯特说：“他是一位激情澎湃的偏袒者，从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经常在作品中有意对自己的所见进行恣意的处理。”(《冷战时期的清教和强国政治：奥威尔与历史客观性》，收录于《〈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第84页)我们再比较同写流浪生活且有连续性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和《摘啤酒花日记》，也会发现奥威尔在著作中下的油、盐、味精，未免是多了点。
奥威尔的作品，不管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还普遍存在着另一种扭曲：为获得一种特别的效果，压扁环境或人物，片面化、尖锐化某一特质，让复杂的问题变简单，让人因此易于接受而不必、不能深入探究。如很多人指出其悖谬处的《如此欢乐童年》，又如我们熟知的《一九八四》。奥威尔1942年4月27日的《战时日记》中有一句频频被引用的话：“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偏执狂的手中。”如今，奥威尔是拥有很大的“权力”的，这“权力”亦是因偏执而来。对于奥威尔的这些看法，已经是常谈了，可惜中国读者要么是听不到，要么是听到了亦不入耳。
奥威尔被如此看重，主要是因为《一九八四》精确地预言了极权政治。书中所描述的状况，是很多人曾经遭遇的，现在正在遭遇的，未来仍将遭遇的。事实是这样吗？不是。《一九八四》正确的部分不是奥威尔预言出来的，它早已在那里。刻下，大多数人所处于的最主要的困境绝非《一九八四》所描述的那样，笼罩一切的资本的极权主义，才是人们怎么也逃脱不了的。
《战时日记》中，也有很多奥威尔的政治预测、断言。不必借着历史的“后视之明”，也很容易知道它们错得离谱。1940年6月24日，奥威尔说，如果德国入侵英国失败，英国就会产生一个左翼政府；1940年10月25日，奥威尔说，任何一个欧洲犹太人都认为，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社会制度比英国的社会制度好；1941年5月18日，奥威尔说：“两年之内我们要么已经被征服，要么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1942年4月18日，奥威尔说：“印度并不想真的要独立，因此也不会独立。”在发出所有这些“宏论”之前的1940年6月8日，奥威尔认为，在过去10年，自己对每一件事情的预测都强过内阁成员。1941年4月13日，奥威尔承认，回首《战时日记》前半部分，“我的很多政治预测都落空了我看到自己曾经写到过所有的私人广告都会在一年以内从墙上消失。当然，它们，没有消失”70多年后，它们依旧没有消失，反而壮大到了奥威尔想象不出的程度。上述“预言”，奥威尔系统化后，都写入了战时出版的小册子《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精神》中。这本小册子，其功用之一是：如果你不知道乌托邦是什么，请读它吧。
一而再再而三的预言失败，并未能阻止奥威尔检讨、反思自己的探索方式哪里出现了问题，一仍其旧，至少就《日记》来看是这样的。说起来，奥威尔是有“预言癖”的。大概，这些预言，都是他的头脑中一幅幅极清晰与真实的画面罢。1941年4月13日，承认预言多失败时，奥威尔以西里尔康诺利的一句话自慰：“知识分子能看对事件的走向，却看不准事态发展的节奏。他说的真是对极了。”这真是彻头彻尾的矫饰之辞。其实，关于政治预言，奥威尔后来写的一篇文章《詹姆斯伯厄姆与管理的革命》(1946)里还有一句话，更值得珍视：“政治预言通常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是基于希望心理。”(《政治与文学》，第336页)就奥威尔本人而言，它是无比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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