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若走进了菲茨杰拉德（译注：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美国文学家）的作品当中”，出租车停下那一刻，这样的念头就钻进了我的头脑。我和母亲下榻的公爵大饭店是摩洛哥最新的酒店之一，整幢建筑却延续了上世纪30年代的风格，每间套房都以文化名人命名。
顺着弯曲的、铺有深红色地毯的楼梯，侍者将我们引入弗里茨·朗（译注：导演，代表作《大都会》）房间。屋子里布置有老电影风格的三角架落地灯，墙壁漆成深沉的灰色。侍者将行李放好，突然转过身，其事地说：“夫人，您眼里有摩洛哥的天空与光亮。”母亲的眼角似乎有些湿润，将手放在胸前：“先生，我来自卡萨布兰卡，摩洛哥一直在我心中。”
1941年，那部风靡世界的同名影片上映一年前，母亲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一辆出租车上。如果说亨弗莱·鲍嘉与英格丽·褒曼在影棚里讲述的是渴望与失去，母亲的上半生也与之暗合。半个多世纪前，母亲因与教原因离开祖国，如今重回故地，一时间恍如隔世。
屋顶天台，偌大的城区横贯在面前：大街两旁全是带花园的宅邸，园内种满柠檬树，树顶直指被大西洋染得碧蓝的天空，让人想起亨利·马蒂斯（译注：法国画家，野兽派创始人）的创作。极目远眺，也能看到破旧的公寓楼，柏柏尔地毯在斑驳的阳台上飘荡。
摩洛哥王国曾拥有显赫的过去，一如哈瓦那或布宜斯艾诺斯。1912年，法国人在这里建立国时，他们自认为看到了将卡萨布兰卡打造成“小巴黎”的绝佳机会，建设了滨海公园及连片的欧式建筑。不过，自1956年摩洛哥以来，卡萨布兰卡又被赋予了更多不同的品格。
普通游客在有限的假期里，通常会将卡萨布兰卡作为去往皇城马拉喀什的中转站。当地人有时自嘲，卡萨布兰卡只是个交通拥堵的金融中心。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重振这座城市昔日的荣耀，公爵大饭店老板莫尔·科恩就是其中之一。不知何时，这位穿着工整的、搭配粉红色领带的灰西装的中年男士，走台加入了我们的谈话。科恩表示，当地想让卡萨布兰卡重回充满艺术氛围的黄金时代，花了3年时间翻修市内建筑，很多地方已大为改观。“卡萨布兰卡与摩洛哥其他城市不同，它是这个国家的纽约。”
抱着寻觅旧日时光的想法，我们次日一早便前往位于安法区的泽瓦可别墅。它于上世纪50年代由法籍摩洛哥裔建筑师让·弗朗索瓦·泽瓦可打造，白色弧形阳台在日照下熠熠生辉，下面的花园虽然被成了甜品店，整座建筑仍令人对法国女歌手艾迪特·皮雅芙，与她一生的爱人、阿尔及利亚拳王马塞尔·塞尔当在卡萨布兰卡度过的甜蜜时光浮想联翩。1949年10月，塞尔当因飞机失事罹难，为纪念爱人，皮雅芙写下了著名的《爱之礼赞》。
人声鼎沸的露台上点缀着热带植物，富含紫外线的阳光透过银色的橄榄树叶洒在我们身上。环顾四周，戴着大号太阳镜、提时髦手袋的女人们正用她们的美甲拨弄手机；头发梳得光洁整齐的男人们边品茶边玩iPad；戴白帽的侍者，则托着装有法式长棍面包、橄榄油和蜂蜜的托盘，在光滑如镜的大理石地板上快速而无声地移动脚步。
母亲孩提时代印象最深的地方，要数她们全家寄住的“巴黎大街”。彼时，那里咖啡馆林立，引领着整座城市的潮流。母亲用小姑娘般的口吻回忆道：“那是个多气派的地名啊。”当时，外祖父一家经济拮据，母亲因营养不良而一度被佝偻病。她们只能挤在一套破旧狭小的公寓里，公寓前面就是有钱人住的漂亮洋房。在如此强烈的反差下，母亲非常想去正牌的“梦幻之都”看看。后来，她终于获得机会前往大海彼岸的法国，结果失望不小。“我曾以为巴黎是天堂！但从很多方面看，卡萨布兰卡才与天堂更接近。”
那天下午，我们拜访了壮观的哈桑二世大清真寺，母亲的兴致也达到了顶点。摩洛哥前任君主之所以执意将清真寺建在海岸岬角，只因《古兰经》中提到，真主安拉的宝座位于水面上。这座教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尖塔（约210米），翡翠色、蓝宝石色、碧玺色三色瓷砖交相辉映。绕开喷泉，穿过大理石拱门，只见位于海岸西边的ElHank灯塔与清真寺遥遥相望。与年轻而华美的尖塔相比，它显得朴素得多，却于平凡中透出庄严。这座灯塔过一段又一段往事，二战期间，正是它盟军靠近卡萨布兰卡海岸。“不像我，它一点儿都没改变，连最细微的皱纹都没有。”母亲感叹道。
去装饰艺术区闲逛前，我们有幸请到美术史学家弗洛伦斯·米歇尔-奎卢尹当向导。她在一家非赢利性遗产组织工作，过去5年间都住在本市。“卡萨布兰卡是一座露天建筑实验室。”在她看来，当地的建筑不仅风格多样，而且前后承继性极佳。为证明这一点，我们一口气游览了圣心、穆罕默德五世及邻近的阿盟公园，它们各自代表了20世纪不同年代的美学思。公园外围则是这座城市的中心邮局，墙上点缀着圆拱与镶嵌图案，看上去倒像是座传统的摩尔式。就连四周的普通公寓大楼，对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也很有吸引力：贴有贝壳的石墙立面，意大利式阳台，镀有绿色孔雀图案的铸铁门……
绕到旁的小巷子里，我们找了家咖啡馆，歇脚并喝点薄荷茶。一同落座的食客，有的穿着牛仔裤和运动装，有些披着多少年不变的阿拉伯长袍，三五成群的斜靠在藤椅上，大嚼泰琼锅羊肉（编注：一道北非炖菜，已传入世界各地），喝着冰爽的土制啤酒，任头顶的吊扇吹散吐出的烟圈，如此和平共处。酒足饭饱之际，母亲告诉我，这样的好日子不是常有，以前蝗灾严重的年份，人们只能吃着烤蝗虫、就着法奇那（一种气泡橘汁饮料）充饥。
回宾馆的上，我注意到商贩们将热气腾腾的煮蜗牛盛进碗里，旁边的书店外则摆着法语时尚。这种鲜明的对比就像母亲，她的一生是与东方元素的混合。我来卡萨布兰卡的初衷是探寻家族的故地，发现她比想象中更依恋这座城市。潜移默化地，我也对它的一砖一瓦愈感亲切，它的色彩、它的气味，甚至它那慵懒的节奏都让人回味悠长。
在卡萨布兰卡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径直走进“里克酒吧”（译注：影片《卡萨布兰卡》中多次出现）。这是一座两层洋楼，站在大堂中央举目四望，满眼皆是阿拉伯拱门、鲜花以及盆栽植物。头顶那流苏装饰的黄铜吊灯，在雪白的墙壁上投下影影绰绰的印迹，戴酒红色土耳其毡帽的酒保在吧台后调鸡尾酒，跨海而来的欧洲游客边啜饮香槟，边品尝北非小吃。
我与母亲点了两杯法国茴香酒——印象中，她很少喝这样的烈性饮料。旁边的乐队开始演奏法国作曲家查尔斯·特内上世纪40年代的曲目《我们的爱情还剩什么》。这首关于逝去的青春与青年爱情的怀旧香颂，完全可以作为卡萨布兰卡与母亲此次返乡之旅的赞歌。
“这一走下来，您开心吗？”明天就要返回，我生怕母亲因再次到来的离别而惆怅。“是的，”她答道，“岁月抹去了许多痕迹，但卡萨布兰卡的确比我记忆中的更美丽。”说罢，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让自己沉浸在一位白发苍苍的萨克斯手奏响的悠扬旋律中。
“恍若走进了菲茨杰拉德（译注：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美国文学家）的作品当中”，出租车停下那一刻，这样的念头就钻进了我的头脑。我和母亲下榻的公爵大饭店是摩洛哥最新的酒店之一，整幢建筑却延续了上世纪30年代的风格，每间套房都以文化名人命名。
顺着弯曲的、铺有深红色地毯的楼梯，侍者将我们引入弗里茨·朗（译注：导演，代表作《大都会》）房间。屋子里布置有老电影风格的三角架落地灯，墙壁漆成深沉的灰色。侍者将行李放好，突然转过身，其事地说：“夫人，您眼里有摩洛哥的天空与光亮。”母亲的眼角似乎有些湿润，将手放在胸前：“先生，我来自卡萨布兰卡，摩洛哥一直在我心中。”
1941年，那部风靡世界的同名影片上映一年前，母亲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一辆出租车上。如果说亨弗莱·鲍嘉与英格丽·褒曼在影棚里讲述的是渴望与失去，母亲的上半生也与之暗合。半个多世纪前，母亲因与教原因离开祖国，如今重回故地，一时间恍如隔世。
屋顶天台，偌大的城区横贯在面前：大街两旁全是带花园的宅邸，园内种满柠檬树，树顶直指被大西洋染得碧蓝的天空，让人想起亨利·马蒂斯（译注：法国画家，野兽派创始人）的创作。极目远眺，也能看到破旧的公寓楼，柏柏尔地毯在斑驳的阳台上飘荡。
摩洛哥王国曾拥有显赫的过去，一如哈瓦那或布宜斯艾诺斯。1912年，法国人在这里建立国时，他们自认为看到了将卡萨布兰卡打造成“小巴黎”的绝佳机会，建设了滨海公园及连片的欧式建筑。不过，自1956年摩洛哥以来，卡萨布兰卡又被赋予了更多不同的品格。
普通游客在有限的假期里，通常会将卡萨布兰卡作为去往皇城马拉喀什的中转站。当地人有时自嘲，卡萨布兰卡只是个交通拥堵的金融中心。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重振这座城市昔日的荣耀，公爵大饭店老板莫尔·科恩就是其中之一。不知何时，这位穿着工整的、搭配粉红色领带的灰西装的中年男士，走台加入了我们的谈话。科恩表示，当地想让卡萨布兰卡重回充满艺术氛围的黄金时代，花了3年时间翻修市内建筑，很多地方已大为改观。“卡萨布兰卡与摩洛哥其他城市不同，它是这个国家的纽约。”
抱着寻觅旧日时光的想法，我们次日一早便前往位于安法区的泽瓦可别墅。它于上世纪50年代由法籍摩洛哥裔建筑师让·弗朗索瓦·泽瓦可打造，白色弧形阳台在日照下熠熠生辉，下面的花园虽然被成了甜品店，整座建筑仍令人对法国女歌手艾迪特·皮雅芙，与她一生的爱人、阿尔及利亚拳王马塞尔·塞尔当在卡萨布兰卡度过的甜蜜时光浮想联翩。1949年10月，塞尔当因飞机失事罹难，为纪念爱人，皮雅芙写下了著名的《爱之礼赞》。
人声鼎沸的露台上点缀着热带植物，富含紫外线的阳光透过银色的橄榄树叶洒在我们身上。环顾四周，戴着大号太阳镜、提时髦手袋的女人们正用她们的美甲拨弄手机；头发梳得光洁整齐的男人们边品茶边玩iPad；戴白帽的侍者，则托着装有法式长棍面包、橄榄油和蜂蜜的托盘，在光滑如镜的大理石地板上快速而无声地移动脚步。
母亲孩提时代印象最深的地方，要数她们全家寄住的“巴黎大街”。彼时，那里咖啡馆林立，引领着整座城市的潮流。母亲用小姑娘般的口吻回忆道：“那是个多气派的地名啊。”当时，外祖父一家经济拮据，母亲因营养不良而一度被佝偻病。她们只能挤在一套破旧狭小的公寓里，公寓前面就是有钱人住的漂亮洋房。在如此强烈的反差下，母亲非常想去正牌的“梦幻之都”看看。后来，她终于获得机会前往大海彼岸的法国，结果失望不小。“我曾以为巴黎是天堂！但从很多方面看，卡萨布兰卡才与天堂更接近。”
那天下午，我们拜访了壮观的哈桑二世大清真寺，母亲的兴致也达到了顶点。摩洛哥前任君主之所以执意将清真寺建在海岸岬角，只因《古兰经》中提到，真主安拉的宝座位于水面上。这座教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尖塔（约210米），翡翠色、蓝宝石色、碧玺色三色瓷砖交相辉映。绕开喷泉，穿过大理石拱门，只见位于海岸西边的ElHank灯塔与清真寺遥遥相望。与年轻而华美的尖塔相比，它显得朴素得多，却于平凡中透出庄严。这座灯塔过一段又一段往事，二战期间，正是它盟军靠近卡萨布兰卡海岸。“不像我，它一点儿都没改变，连最细微的皱纹都没有。”母亲感叹道。
去装饰艺术区闲逛前，我们有幸请到美术史学家弗洛伦斯·米歇尔-奎卢尹当向导。她在一家非赢利性遗产组织工作，过去5年间都住在本市。“卡萨布兰卡是一座露天建筑实验室。”在她看来，当地的建筑不仅风格多样，而且前后承继性极佳。为证明这一点，我们一口气游览了圣心、穆罕默德五世及邻近的阿盟公园，它们各自代表了20世纪不同年代的美学思。公园外围则是这座城市的中心邮局，墙上点缀着圆拱与镶嵌图案，看上去倒像是座传统的摩尔式。就连四周的普通公寓大楼，对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也很有吸引力：贴有贝壳的石墙立面，意大利式阳台，镀有绿色孔雀图案的铸铁门……
绕到旁的小巷子里，我们找了家咖啡馆，歇脚并喝点薄荷茶。一同落座的食客，有的穿着牛仔裤和运动装，有些披着多少年不变的阿拉伯长袍，三五成群的斜靠在藤椅上，大嚼泰琼锅羊肉（编注：一道北非炖菜，已传入世界各地），喝着冰爽的土制啤酒，任头顶的吊扇吹散吐出的烟圈，如此和平共处。酒足饭饱之际，母亲告诉我，这样的好日子不是常有，以前蝗灾严重的年份，人们只能吃着烤蝗虫、就着法奇那（一种气泡橘汁饮料）充饥。
回宾馆的上，我注意到商贩们将热气腾腾的煮蜗牛盛进碗里，旁边的书店外则摆着法语时尚。这种鲜明的对比就像母亲，她的一生是与东方元素的混合。我来卡萨布兰卡的初衷是探寻家族的故地，发现她比想象中更依恋这座城市。潜移默化地，我也对它的一砖一瓦愈感亲切，它的色彩、它的气味，甚至它那慵懒的节奏都让人回味悠长。
在卡萨布兰卡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径直走进“里克酒吧”（译注：影片《卡萨布兰卡》中多次出现）。这是一座两层洋楼，站在大堂中央举目四望，满眼皆是阿拉伯拱门、鲜花以及盆栽植物。头顶那流苏装饰的黄铜吊灯，在雪白的墙壁上投下影影绰绰的印迹，戴酒红色土耳其毡帽的酒保在吧台后调鸡尾酒，跨海而来的欧洲游客边啜饮香槟，边品尝北非小吃。
我与母亲点了两杯法国茴香酒——印象中，她很少喝这样的烈性饮料。旁边的乐队开始演奏法国作曲家查尔斯·特内上世纪40年代的曲目《我们的爱情还剩什么》。这首关于逝去的青春与青年爱情的怀旧香颂，完全可以作为卡萨布兰卡与母亲此次返乡之旅的赞歌。
“这一走下来，您开心吗？”明天就要返回，我生怕母亲因再次到来的离别而惆怅。“是的，”她答道，“岁月抹去了许多痕迹，但卡萨布兰卡的确比我记忆中的更美丽。”说罢，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让自己沉浸在一位白发苍苍的萨克斯手奏响的悠扬旋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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