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毕晓普（1911年－1979年），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女诗人之一。在有生之年，毕晓普获得了包括普利策和国家图书在内的美国国内几乎所有的重要诗歌项。梦见亲人生病《北与南》和另一部新诗集《一个寒冷的春天》的合集《诗集》获得普利策。诗集《旅行的问题》与《诗歌全集》奠定了她作为杰出诗人的地位。而1976年其封笔诗集《地理III》的出版最终确立了其在现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盘点二十世纪的美国优秀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是不可能遗漏的一个。从她毕生创作来看，数量谈不上很多，一卷便已囊括。但她凭借这极少的作品，赢得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得主帕斯、布罗茨基、希尼等无数顶尖诗人在内的推崇备至，还赢得了美国图书馆聘请的首任诗歌顾问称号。
我们不可能不承认，一首成功的诗歌打动，让口味挑剔的现代读者产生共鸣绝非易事，它需要作者调动自己的创作手法和个人的语气。更重要的，是作者将语气设置在什么样的场景。有场景，就意味有细节，毕晓普起笔用强烈的语气勾勒稳固的细节，甚至，她在首行就将主题进行了某种定义。直接将“爱”定义为“是男孩站在燃烧的甲板上/努力地着男孩站在/燃烧的甲板上。”
从效果上来看，这一定义使诗歌落笔就有了奇峰突起之效。至少，在毕晓普之前，从未有人将“爱”作如此定义，“燃烧的甲板”令人感觉将临。那么，“爱”是不是？这是毕晓普将逻辑藏于语言背后的艺术体现。它的逻辑性令人感到，她的定义在瞬间，让读者紧紧将目光停留在不知因何而起的“燃烧”之上。
没有人会否认，爱的本质就是“燃烧”。当它成为毕晓普笔下的存在，毕晓普不惜以一种螺旋似的反复让“男孩”“努力地着男孩站在/燃烧的甲板上。”这就使主体成为客体，客体又成为主体，二者互相缠绕，不断强化读者的阅读感受。而且，我们在全诗开篇就碰触到的“甲板”“男孩”等关键要素伴随场景不断重现，形成表达的漩涡，为该诗歌提供了固定的核心，使读者觉得她的定义变得越来越。
诗歌有了场景，推进就变得容易。毕晓普的过人之处，是在推进中地使用反复回环的手法。当她说出“爱”“是燃烧的甲板”之后，延伸出“爱，是男儿/稳稳地站立着”。将“”变成“”是一种推进。它是语言上的，也是事实上的。读者不一定要知道“男孩”究竟在“”些什么，读者需要看到他的行为，所以，毕晓普在回环中继续推进，“在那艘可怜的正遭受火焰的沉船上”。反复能造成强调，也更造成打击力的出现，这一行依然是“甲板”，但把“甲板”转换成整条“沉船”，而且它还“遭受火焰”，这就使诗歌的情感强度在快速中获得猛烈的冲撞力。面对这样的诗句，读者只会觉得一种非同一般的情感扑面而来，感受一股震撼的情感冲击。
进入第二段后，毕晓普在单纯中继续加强“爱”的定义。当“爱”出现，没有谁能轻易收回。毕晓普更没想过收回，所以，她的第二段就自然变成一连串的排比定义喷涌而出，“爱，是那固执的男孩，那船，/甚至是那些游泳的水手们，/看起来都像是教室的平台，/或者是个借口停留/在甲板。爱，是燃烧的男孩。”
仔细来读，这些一气呵成的诗句被毕晓普无法的情感割裂成“船”“水手们”“教室”“平台”“甲板”“男孩”等好几个既有关联，又难说有必然关联的名词。它们是毕晓普内心飞快闪过的意象，她难以或者说无暇阐释这些意象的内在勾连。它们蜂拥而至，如钉子样固定全诗。作为她要表现的核心，“爱”从“燃烧的甲板”到了“是燃烧的男孩”。对逻辑清晰的读者来说，大概会指出毕晓普的定义出现了混乱，但对一首诗歌来说，正是这一混乱，构成了诗歌必然应具的张力。在毕晓普笔下，“爱”是人，也是物，二者全部成为“爱”的本身，它们不需要用逻辑来解释，就像人类中最强烈的爱，永远无法用逻辑解释。能被逻辑解释的爱很难称之为爱。纵览毕晓普的全部诗歌，这首诗是她唯一近乎疯狂之作。我们品味它，也就是品味毕晓普情感强烈的顶峰，它决非一般诗人所能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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