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要注重三个方面：保持社会稳定、转变增长方式、激活持久动力。为此，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高科技产业发展速度；为了激活创新驱动和持久动力，应积极推进制度公平建设，应更加注重文明建设。另外，在要素驱动方面，也要注意继续发挥我国劳动力要素优势。在投资驱动方面，要重点投资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和、贫困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另外，投资驱动要与创新驱动有机结合起来，投资驱动要促进创新驱动。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25日生，中员，甘肃靖远人；曾先后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专业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双学位；先后在《日报》《》《中国农村观察》《经济学家》等各类期刊发表学术文章300多篇，出版专著五部；现为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发展、三农问题、经济理论等方面。
“新常态”，是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El-Erian)在2009年初一次论坛中提出。在2010年第40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新常态”成为大会主题词。一些普遍认为，世界也许再也无法回到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前稳定的“正常”状态，它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正常”状态。尽管“新常态”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在宏观经济领域“新常态”被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国家习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29日，习在和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再提“新常态”。11月，在APEC会议上，习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不同于过去三十年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2月5日，中央局会议提出，2015年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并指出“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12月9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笔者认为，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应注重三个方面：保持社会稳定、转变增长方式、激活持久动力。
在新常态下，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会一定程度提高，为此，经济增长必须要充分考虑社会稳定问题。为此，必须要抓好现代农业建设，要重农主义思。建设现代农业，其稳定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可以为社会提供充裕农产品。民以食为天，我国人口众多，粮食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农产品短缺会更大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可以为就业提供新的空间。建设现代农业，一部分大学生可以就业现代农场，转变为职业农民。如何建设现代农业，应注重三个方面：第一，要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经济，要积极推进各种合作组织建设；第二，要大力发展规模经济，要适度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第三，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要农产品提供既有数量，又有质量，要最大可能农产品品质安全。
在新常态下，国家经济如何转变增长方式，应立足循环经济和高科技两个方面。目前，发展循环经济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正遭受资源、问题的严重制约。目前，我国正处于污染与生态十分严重的时期，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总量大，远远超过自净能力；二是我国生态面临着边建设、边的局面，生态范围在扩大；三是老的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接踵而至。所以，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已是十分紧迫的事。另外，面对世界经济激烈竞争局面，国家经济发展也要把高科技放在重要，要加大高科技研究投入，要立足在高科技领域占有诸多制高点，这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将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如何推进创新建设，应注重制度建设和人文建设，这是创新驱动的长期基础。
什么样的制度最有利于创新？核心是公平。第一，从人的生物演化看，据有关研究，人对公平的偏好是天然的。所以，满足人的公平愿望，也就满足了人的天然习性，这有利于激活人的内在创新活力。第二，公平有利于创新得到合理回报。制度公平，人们对社会创新贡献越多，社会对其回报就越多，这会鼓励更多创新出现。第三，公平为创新提供有利。社会公平，社会就稳定，创新就有一个安静的。
问题是，怎样才算制度公平？从古至今，对此问题，理论家有不少论述。笔者认为，在经济增长层面，公平的制度关键是应实现经济收益的均衡分配。收益主要有两类经济收益：一类是来自先天资源的收益；一类是来自后天劳动的收益。对于来自先天资源的收益，公平的分配原则应是收益平均分享。为什么应是平均分享原则？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无主的黄金”假设。假设有一块丢在上没有主人认领的黄金，若一群人过，这时，过人如何分配这块黄金才更为公平？显然就是人人平均分配。对于地球和中的先天资源而言，人类就是过人，所以，对于这些地球上和中没有借助人类的力量而生成的资源的收益，对于每一个来到的人而言，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大家平均分享收益，这也是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一种分配方式。对于后天因人类劳动而产生的收益，公平的分配原则应是按劳分配。这里我们假设人类捡到了地球及上的所有资源这块黄金，这时这群人利用这块黄金开始了劳动，生产了各种产品，但每个人的劳动付出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公平合理的分配原则应是按照每个人的劳动付出支付报酬，也就是按劳分配。但问题是，有些人由于遗传等原因，在劳动能力等方面具有先天不足，但这种不足不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所以，按劳分配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弥补先天资源收益平均分配和后天按劳分配的不足，就需要有原则做补充，其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对这种不足的一种必要补充。由此，经济收益均衡分配的公平原则应是平均原则、按劳分配原则、原则的有机结合。
首先，创新需要奉献。创新的最大收益者是社会，并非个人。因为创新往往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对弱小的个人而言，由于承担风险的能力有限，创新其实是成本大于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是否注重创新，是否有创新的充足动力，就需要有利他为底蕴。
其次，利他有助于为创新提供一个宽容的人文。利他者往往是包容的。在包容的社会，人们就不怕失败，这对创新是一种间接激励。从历史看，凡是注重包容的社会，创新就丰富。在我国，唐朝的繁荣就与唐朝的包容是密切相关的。在国外，近代文明的与包容也是密切相关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法术和神秘学也构成了当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占星术、金丹术、鬼怪学、占卜、法术、新柏拉图主义神秘学等。在科学和的斗争中，科学最终取得了胜利，也了文明的新时代。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包容与不同。包容是对多元化的宽容和理解，而则是对恶的视而不见和。包容本质蕴含利他。而则是极端，本质是恶的。包容与的区别，就如君子与的区别。君子是包容的，而则是的。荀子曾经说过：“君子贤而能容罢，智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而，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等，同时，若有人到自己，则必是睚眦必报，从不知谅解和宽容二字。若一个社会满是，则包容必然无之地，创新就必然稀缺，而且创新者往往成枪打的出头鸟，先烂的出头椽。
再次，富含利他的社会，有助于为创新提供真实信息。一个充满利他的社会，必然是真实无欺的。做梦梦见掉头发社会没有，从经济角度看，自然社会反映出的供给和需求信息就真实，这就为创新提供了准确情报，减少了创新的盲目性。
第四，富含利他的社会运转成本低，这有利于为创新者积累创新资本。一个利他的社会，由于生产者更多具有自觉性，必然来自监督的成本就低，或者非生产成本会很低，这时，必然就会有更多富裕资本提供于创新需要。
在要素驱动方面，目前，相对而言，笔者认为，中国的优势要素，最大还是劳动力。目前，中国的劳动力要素优势是否，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众所纷纭、莫衷一是。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如蔡昉等人久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已趋于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蔡昉，2008）。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并未到刘易斯拐点（JaneGolley、孟昕，2012）。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是“人口拐点”，而非“刘易斯拐点”。其一，不能否认中国已经出现“人口拐点”。表现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表现是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据统计，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8%。我国上世纪50年代婴儿潮时期的出生人口，现在正在形成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另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人口抚养比上升。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蔡昉，2012）。其二，中国并未出现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出现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市场要素能充分流动，不存在劳动力的制度障碍；二是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工业劳动的边际产品，或者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基本相等；三是农业劳动报酬基本与工业劳动报酬相等。但这三个条件在中国都不满足。一是中国的户籍制度等多种不平等制度设计了劳动力要素的充分流动；二是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要比工业劳动生产率低很多；三是农业劳动报酬及农民工劳动报酬并没有和正式的城市劳动者报酬持平。只所以出现民工荒，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报酬偏低所导致的供给与需求不平衡。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并未达到刘易斯拐点，我国经济增长，劳动力要素仍是优势要素，我们应积极利用好这个要素。
如何利用好劳动力这个优势要素，需要国家积极发展有利于发挥劳动力要素优势的产业，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适应一般劳动力需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是适应高素质劳动力需要。另外，面对老龄社会的到来，我们还要积极发展老龄产业，扶持老年人再就业。让老年人再就业，对国家发展有许多方面的好处：一是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口素质的提高，许多老年人完全可以再就业，让能工作的老年人再继续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可以充实老年人晚年的生活意义，少一些孤独感；二是可以有效减轻国家发放养老金的压力；三是也有利于发挥老年人经验和技术的优势。
在投资驱动方面，国家应重点投资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和、贫困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另外，投资驱动要与创新驱动有机结合起来，要重点围绕有利于促进创新的项目和内容来投资，要实现投资驱动带动创新驱动，最终以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1.蔡昉、杨涛、黄益平：《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