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山水好风光， 人杰地灵鱼米乡。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圣地沙家浜，芦荡火种至今唱。阳澄湖中大闸蟹，个大味美任君享。长江之中有刀鱼，难得几回尝。桂花栗子鸭血糯，叫花鸡香飘四方。五谷连年大丰收，人民富裕乐安康。闹市中心方塔街，休闲场地状元坊。服装批发招商城，羽绒波司登。东南崛起开发区，引资助流促兴盛。旅游文化积淀浓，人文荟萃耀群星。虞山仲雍言子墓，烈士陵园辛峰亭。剑门吴王练武地，绿茶得名天下扬。一代名妓柳如是，随郎定居青山上。两朝帝师翁同和，故居坐落彩衣堂。晚清小说孽海花，曾朴道出世炎凉。两弹元勋王淦昌，赫赫功绩威名响。王毅微雕在核舟，故宫镇宝藏。雕刻精品件件出，常熟自古红木乡。齐梁古刹兴福寺，塑有济公嘻笑像。昭明太子读书台，御笔亲题有乾隆。张旭结缘琴川地，三国配乐古琴声。太公垂钓在湖面，尚湖因此而得名。尚湖筹办牡丹会，中外来宾赛游艇。宝岩举行杨梅节，四方游客品梅忙。百姓忙中亦有乐，白茆山歌勤传承。古里铁琴铜剑楼，藏书万千书味香。梅李宝塔聚沙园，聚沙抵列强。众志成城齐心力，建设家园促繁荣。天下常熟露新颜，湖山显峥嵘。
在长达3000年的古琴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在多种艺术观点和演奏风格的琴人中间，称某些具有共同特点者为琴派。其共同特点一般取决于地方色彩、师承渊源和所据传谱。
从唐代的“吴”、“蜀”声到“沈”、“祝”声，再到宋代的阁谱、江西谱，记录着琴派产生以前的发展历程，为形成琴派积累了日渐成熟的条件。由于琴派指的是一批琴人，所以早期的“声”或“谱’都还不是正式的琴派，只能说是它的雏形，历史上著名的琴派主要是浙派、虞山派和广陵派。元末明初，浙派名师，被琴界称为“徐门正传”的创始人徐天民之孙徐梦吉（号晓山中人），长期在江苏常熟，故可以说，他为常熟出现虞山派准备了条件，而一代师，虞山派创始人严澄（字道澈，号天池）和徐上瀛（号青山）共同的老师—一著名琴师陈爱桐和子陈星源则为虞山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明代末年，虞山派兴于江苏常熟，因当地有虞山而得名，（也称熟派、琴川派），其创始人严天池，在常熟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琴社组织—一琴川琴社。他师承了陈爱桐的优秀传统，又吸取了京师琴派沈音的创造，形成了‘清、微、淡、远”的琴风。严天池在所编《松弦馆琴谱》的序言中强调音乐本身的艺术表现，了当时滥填曲辞的风气。加之严天池又是文靖公严讷之子，做过知府，显赫的地位更加受到重视。陈爱桐另一个再传徐青山则更有建树，他把琴曲演奏的美学观点总结为24条逐条论述，即中国美学史上的重镇《溪山琴况》。他弥补了严天池片面强调“迟”的缺点，主张有迟有速，如四时之有寒暑，还把严氏的快速曲目《雉朝飞》、《乌夜啼》、《潇湘水云》收入他的《大还阁琴谱》，因此可以说他全面继承而又丰富了虞山派的琴学。
由于严天池和徐青山的琴学造谐极深，在理论上的建树影响深远，故虞山派风行天下，影响极广。其主要琴谱达十几种之多，流风所披，以至后来兴起的广陵琴派也被人视作“其气味与熟派相同”（《二香琴谱·琴学粹言》），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虞山派上承浙派精华，下启广陵琴风，贡献卓越，故后人称虞山派为“古音正”、“黜俗归雅，为中流硫柱”、“明清之际最有影响的琴派”，确实当之无愧。
三百多年来，虞山琴派云集，名家辈出，当代琴家吴景略先生尤其值得称赏。吴景略先生有深厚的江南民间音乐基础，有广采博纳的魄力，有敢于进取的创造。他的演奏风格连贯流畅，华丽多姿，有我国南方特有的抒情、柔美、如歌的特点。而在柔美之中，又往往交错有跌宕起伏，激昂遒劲的神韵，格调新颖，今人神往。他既完美地诠释了虞山派古琴艺术的美学精华，又把古琴推到了专业学院的层面，培养出了如吴文光、李祥霆等一批当代名家，在古琴领域之贡献和影响可谓巨大而深远。
常熟书法，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唐人张固的《幽闲鼓吹》中即记述有“书圣”之称的草书大家张旭与常熟老翁论书的故事。据《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统计，入选其中的常熟籍书法家就有近200人。如此众多的书法人才，在全国同类城市屈指可数。张旭虽不是常熟人，但其书法却因在任常熟县尉时，结识了一位擅书者才得于日臻，从而取得了极为突出的个人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也为常熟了以书法陶冶素养的风气。至今城内留有醉尉街、洗砚池等张旭学书的古迹与传说。
自元以后，常熟书法名家累世不绝，尤以清代末年至初年涌现的杨沂孙、翁同龢，萧蜕三位常熟籍书法家最负盛名。杨沂孙自幼潜心研究书法，尤嗜篆籀之学，所作篆书，吸收金文、石鼓文、秦权量诏版、汉碑篆书而自成一格。晋代大书法家吴大澄 、吴昌硕、罗振玉等，都曾临习过杨氏篆书。萧蜕幼年即勤于学书练字，盛年时期书法造诣名闻远近。篆书丰盈而不臃肿，隶书浑秀见长，草书纯正自然，行书圆润活泼，可谓皆精，被誉为“江南第一书家”。两朝帝师翁同龢，早年学欧、褚、柳、赵。中年学颜，得其风骨，更出入苏米，时称“孩儿体”。晚年学隶，回腕作书，力追静穆。时人得其片纸只字，辙视为珍宝。《清史稿》等文献称翁之书法“自成一家，又为世所”、“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为乾、嘉以后一人。”常熟博物馆藏有杨沂孙、翁同龢、萧蜕书法墨宝多幅，可供观赏。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常熟，画家迭出。据不完全统计至清末，即有画家一千余人之多，可谓群星璀璨，代有传人。其中尤以熔南北于一炉的“虞山画派”，流风遗韵，于今不衰。
常熟绘画，可追溯到元代的黄公望。黄氏多才多艺，工书法、诗词、散曲，尤精于山水画。创作注重写生，取材多以虞山、富春一带山水为主，或以浅绛或以水墨设色。构图气势雄厚，笔下山水，“峰峦浑厚，草木华滋”，被誉为“元四家”之首，对明清山水画影响深远。黄公望作品约有二十余幅，被视为珍宝。其中《富春山居图》卷最为著名，现此画一半藏于，一半藏于。黄氏殁后，墓葬于虞山西麓。明代江南名画家周之冕，所绘花卉，勾染点簇，兼工带写，自成一派，被画史称为“勾花夹叶派”。周氏有作品三十余幅，主要收藏于京、津、宁等地，常熟博物馆藏有《松梅芝兔图》。清初是常熟绘画的鼎盛时期，其代表人物首推王石谷。王氏祖上四世皆善画，少时专访黄公望作品，二十岁后得王鉴、王时敏悉心指授。五十岁后画风成熟，为社会推崇，有“画圣”之誉。王氏画风学者甚众，渐成“虞山画派”。其作品除藏于故宫、上海等博物馆外，常熟博物馆藏有《芳洲图》。王石谷墓在虞山西麓。王氏之后，尚有吴历、杨晋、黄鼎、马之驭、蒋延锡、蒋宝龄等，均为名重一时的画家。
常熟篆刻，自元代缪仲素始，至今印人辈出，不乏名家，且留下大批金石，为世瞩目。1976年在古里铁琴铜剑楼地下，即发掘得一批名家藏印，计564枚，其中铜印479枚，石印58枚，半残石印27枚，至为珍宝，现藏于市博物馆。
自号乌目山樵之缪贞(字仲素)，善八分书、小篆，正楷尤为高古，名重三吴，著有《书学明辩》。后人称其篆刻“以正为变，以变为正，极乎精微，夺乎天造，殆不可以形迹求也。”明代戈汕（字庄乐）王篆籀，善镌刻，《小石山房印谱》等收入其朱印。清初沈龢、林皋、王瑾之篆刻，师古创新，精妙绝伦，时称“虞山派”。
常熟近现代篆刻家中，成就与影响最大的首推赵古泥。赵古泥（1874—1933），又名石，字石农，为闻名的篆刻大师，世称“赵派”。赵氏少时即拜在吴昌硕门下。赵氏得名师指授，书刻技艺大进， 受到罢官归里的翁同龢赞许，愈加勤奋，除治印外，先后为收藏家沈汝瑾铭刻由吴昌硕命题的古砚一百余方。赵氏还擅刻碑，敢于攻坚，牙、铜、玉、石，无一不可。又涉猎于甲骨、碑版、古、封泥之属。所治之印，古朴拙茂，恢宏宕落，寓奇于正，自成新意。在晚清印坛被称为吴昌硕之后的“江南第一人”。作品有自辑的《拜缶庐印存》四十卷，另有各家所辑的《赵古泥印存》。20世纪20年代日本著名书法家桥本关习、国内草书大家于右任先后慕名专程到常熟拜访赵氏。赵氏喜掖后进，1928年春，后有“北齐（白石）南邓（散木）”之称的邓氏，到常熟拜赵为师，尽得精髓，故自治小印曰“虞山”。赵氏独女林，篆刻秉承乃父遗风，厚重古朴，拙中见巧，颇得秦汉玉玺真谛。平生所作有《晋凤印存》，近年又由日本中野遵编辑成《赵古泥赵林父女印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