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山水好风光, 人杰地灵鱼米乡。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圣地沙家浜,芦荡火种至今唱。阳澄湖中大闸蟹,个大味美任君享。长江之中有刀鱼,难得几回尝。桂花栗子鸭血糯,叫花鸡香飘四方。五谷连年大丰收,人民富裕乐安康。闹市中心方塔街,休闲场地状元坊。服装批发招商城,羽绒波司登。东南崛起开发区,引资助流促兴盛。旅游文化积淀浓,人文荟萃耀群星。虞山仲雍言子墓,烈士陵园辛峰亭。剑门吴王练武地,绿茶得名天下扬。一代名妓柳如是,随郎定居青山上。两朝帝师翁同和,故居坐落彩衣堂。晚清小说孽海花,曾朴道出世炎凉。两弹元勋王淦昌,赫赫功绩威名响。王毅微雕在核舟,故宫镇宝藏。雕刻精品件件出,常熟自古红木乡。齐梁古刹兴福寺,塑有济公嘻笑像。昭明太子读书台,御笔亲题有乾隆。张旭结缘琴川地,三国配乐古琴声。太公垂钓在湖面,尚湖因此而得名。尚湖筹办牡丹会,中外来宾赛游艇。宝岩举行杨梅节,四方游客品梅忙。百姓忙中亦有乐,白茆山歌勤传承。古里铁琴铜剑楼,藏书万千书味香。梅李宝塔聚沙园,聚沙抵列强。众志成城齐心力,建设家园促繁荣。天下常熟露新颜,湖山显峥嵘。
在长达3000年的古琴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在多种艺术观点和演奏风格的琴人中间,称某些具有共同特点者为琴派。其共同特点一般取决于地方色彩、师承渊源和所据传谱。
从唐代的“吴”、“蜀”声到“沈”、“祝”声,再到宋代的阁谱、江西谱,记录着琴派产生以前的发展历程,为形成琴派积累了日渐成熟的条件。由于琴派指的是一批琴人,所以早期的“声”或“谱’都还不是正式的琴派,只能说是它的雏形,历史上著名的琴派主要是浙派、虞山派和广陵派。元末明初,浙派名师,被琴界称为“徐门正传”的创始人徐天民之孙徐梦吉(号晓山中人),长期在江苏常熟,故可以说,他为常熟出现虞山派准备了条件,而一代师,虞山派创始人严澄(字道澈,号天池)和徐上瀛(号青山)共同的老师—一著名琴师陈爱桐和子陈星源则为虞山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明代末年,虞山派兴于江苏常熟,因当地有虞山而得名,(也称熟派、琴川派),其创始人严天池,在常熟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琴社组织—一琴川琴社。他师承了陈爱桐的优秀传统,又吸取了京师琴派沈音的创造,形成了‘清、微、淡、远”的琴风。严天池在所编《松弦馆琴谱》的序言中强调音乐本身的艺术表现,了当时滥填曲辞的风气。加之严天池又是文靖公严讷之子,做过知府,显赫的地位更加受到重视。陈爱桐另一个再传徐青山则更有建树,他把琴曲演奏的美学观点总结为24条逐条论述,即中国美学史上的重镇《溪山琴况》。他弥补了严天池片面强调“迟”的缺点,主张有迟有速,如四时之有寒暑,还把严氏的快速曲目《雉朝飞》、《乌夜啼》、《潇湘水云》收入他的《大还阁琴谱》,因此可以说他全面继承而又丰富了虞山派的琴学。
由于严天池和徐青山的琴学造谐极深,在理论上的建树影响深远,故虞山派风行天下,影响极广。其主要琴谱达十几种之多,流风所披,以至后来兴起的广陵琴派也被人视作“其气味与熟派相同”(《二香琴谱·琴学粹言》),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虞山派上承浙派精华,下启广陵琴风,贡献卓越,故后人称虞山派为“古音正”、“黜俗归雅,为中流硫柱”、“明清之际最有影响的琴派”,确实当之无愧。
三百多年来,虞山琴派云集,名家辈出,当代琴家吴景略先生尤其值得称赏。吴景略先生有深厚的江南民间音乐基础,有广采博纳的魄力,有敢于进取的创造。他的演奏风格连贯流畅,华丽多姿,有我国南方特有的抒情、柔美、如歌的特点。而在柔美之中,又往往交错有跌宕起伏,激昂遒劲的神韵,格调新颖,今人神往。他既完美地诠释了虞山派古琴艺术的美学精华,又把古琴推到了专业学院的层面,培养出了如吴文光、李祥霆等一批当代名家,在古琴领域之贡献和影响可谓巨大而深远。
常熟书法,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唐人张固的《幽闲鼓吹》中即记述有“书圣”之称的草书大家张旭与常熟老翁论书的故事。据《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统计,入选其中的常熟籍书法家就有近200人。如此众多的书法人才,在全国同类城市屈指可数。张旭虽不是常熟人,但其书法却因在任常熟县尉时,结识了一位擅书者才得于日臻,从而取得了极为突出的个人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也为常熟了以书法陶冶素养的风气。至今城内留有醉尉街、洗砚池等张旭学书的古迹与传说。
自元以后,常熟书法名家累世不绝,尤以清代末年至初年涌现的杨沂孙、翁同龢,萧蜕三位常熟籍书法家最负盛名。杨沂孙自幼潜心研究书法,尤嗜篆籀之学,所作篆书,吸收金文、石鼓文、秦权量诏版、汉碑篆书而自成一格。晋代大书法家吴大澄 、吴昌硕、罗振玉等,都曾临习过杨氏篆书。萧蜕幼年即勤于学书练字,盛年时期书法造诣名闻远近。篆书丰盈而不臃肿,隶书浑秀见长,草书纯正自然,行书圆润活泼,可谓皆精,被誉为“江南第一书家”。两朝帝师翁同龢,早年学欧、褚、柳、赵。中年学颜,得其风骨,更出入苏米,时称“孩儿体”。晚年学隶,回腕作书,力追静穆。时人得其片纸只字,辙视为珍宝。《清史稿》等文献称翁之书法“自成一家,又为世所”、“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为乾、嘉以后一人。”常熟博物馆藏有杨沂孙、翁同龢、萧蜕书法墨宝多幅,可供观赏。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常熟,画家迭出。据不完全统计至清末,即有画家一千余人之多,可谓群星璀璨,代有传人。其中尤以熔南北于一炉的“虞山画派”,流风遗韵,于今不衰。
常熟绘画,可追溯到元代的黄公望。黄氏多才多艺,工书法、诗词、散曲,尤精于山水画。创作注重写生,取材多以虞山、富春一带山水为主,或以浅绛或以水墨设色。构图气势雄厚,笔下山水,“峰峦浑厚,草木华滋”,被誉为“元四家”之首,对明清山水画影响深远。黄公望作品约有二十余幅,被视为珍宝。其中《富春山居图》卷最为著名,现此画一半藏于,一半藏于。黄氏殁后,墓葬于虞山西麓。明代江南名画家周之冕,所绘花卉,勾染点簇,兼工带写,自成一派,被画史称为“勾花夹叶派”。周氏有作品三十余幅,主要收藏于京、津、宁等地,常熟博物馆藏有《松梅芝兔图》。清初是常熟绘画的鼎盛时期,其代表人物首推王石谷。王氏祖上四世皆善画,少时专访黄公望作品,二十岁后得王鉴、王时敏悉心指授。五十岁后画风成熟,为社会推崇,有“画圣”之誉。王氏画风学者甚众,渐成“虞山画派”。其作品除藏于故宫、上海等博物馆外,常熟博物馆藏有《芳洲图》。王石谷墓在虞山西麓。王氏之后,尚有吴历、杨晋、黄鼎、马之驭、蒋延锡、蒋宝龄等,均为名重一时的画家。
常熟篆刻,自元代缪仲素始,至今印人辈出,不乏名家,且留下大批金石,为世瞩目。1976年在古里铁琴铜剑楼地下,即发掘得一批名家藏印,计564枚,其中铜印479枚,石印58枚,半残石印27枚,至为珍宝,现藏于市博物馆。
自号乌目山樵之缪贞(字仲素),善八分书、小篆,正楷尤为高古,名重三吴,著有《书学明辩》。后人称其篆刻“以正为变,以变为正,极乎精微,夺乎天造,殆不可以形迹求也。”明代戈汕(字庄乐)王篆籀,善镌刻,《小石山房印谱》等收入其朱印。清初沈龢、林皋、王瑾之篆刻,师古创新,精妙绝伦,时称“虞山派”。
常熟近现代篆刻家中,成就与影响最大的首推赵古泥。赵古泥(1874—1933),又名石,字石农,为闻名的篆刻大师,世称“赵派”。赵氏少时即拜在吴昌硕门下。赵氏得名师指授,书刻技艺大进, 受到罢官归里的翁同龢赞许,愈加勤奋,除治印外,先后为收藏家沈汝瑾铭刻由吴昌硕命题的古砚一百余方。赵氏还擅刻碑,敢于攻坚,牙、铜、玉、石,无一不可。又涉猎于甲骨、碑版、古、封泥之属。所治之印,古朴拙茂,恢宏宕落,寓奇于正,自成新意。在晚清印坛被称为吴昌硕之后的“江南第一人”。作品有自辑的《拜缶庐印存》四十卷,另有各家所辑的《赵古泥印存》。20世纪20年代日本著名书法家桥本关习、国内草书大家于右任先后慕名专程到常熟拜访赵氏。赵氏喜掖后进,1928年春,后有“北齐(白石)南邓(散木)”之称的邓氏,到常熟拜赵为师,尽得精髓,故自治小印曰“虞山”。赵氏独女林,篆刻秉承乃父遗风,厚重古朴,拙中见巧,颇得秦汉玉玺真谛。平生所作有《晋凤印存》,近年又由日本中野遵编辑成《赵古泥赵林父女印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