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主流报刊上，我看到一种议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文学科的学者较多地走在时代的前列；9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的学者似乎显得更活跃一些。但是，到了当下，又出现了某种逆转的趋势：较之于社科学者，人文学者承担了某种相对重要的角色。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的根基都源于，具有强烈背景的社会科学与中国的本土经验不怎么对接，因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
这种判断可靠吗？应该怎样看待当代中国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当下及未来的中国，到底更需要人文学科，还是更需要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确实已成事实。现当代中国的人文学科，无论是文学、史学还是哲学，由于跟传统中国的学问都可以打通，因而从总体上显得更厚实一些。延安特大凶杀案百年中国产生的经典著作，见之于人文学科的，远远多于见之于社会科学的。像陈寅恪、马一浮、钱锺书这样的大师级学者，都是人文学者。但在经济学、学、这些社会科学领域内，要找到与大师级人文学者比肩的学者，似乎还比较困难。主要原因是，文史之学在中国，底蕴深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适宜于大学者的生长，这就像在肥沃的土地上，能够长出参天大树。反观以经济学、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能够与传统学问对接的内容，相对较少。传统中国当然有经济思想、思想、法律思想。但传统中国没有自觉的经济学、学、。这些社会科学的范式、体系、概念，确实都是20世纪初期从移植过来的。由于这个缘故，以及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实际情况，社会科学较之于人文学科，可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社会科学的范式主要来源于，恐怕也不是社会科学面临的实质性问题。禅的根基在印度，也没有妨碍禅在中国历史上的极度兴盛。问题恐怕还在于，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历史尚短，积淀不够，源出于的社会科学还没有实现与中国土壤之间严丝合缝的融合。现代学科体制中的社会科学，并不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根源，它的作用就不能得到全面而有效的发挥。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在这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当代及未来的中国，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各自的作用是什么？各自能够做出的贡献又是什么？
既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事实，那么，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某些根本性的差异。大致说来，人文学科主要关乎“文明”，社会科学主要关乎“制度文明”。因此，人文学科包含的文学、历史、哲学，主要面向人的世界。文学关注的爱恨、美丑，史学关注的兴亡、衰荣，哲学关注的、存亡，其实都是性的内容。人文学科的普遍繁荣，将会直接人的世界，使之变得丰沛、充盈。
至于社会科学，主要关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无论是经济关系、关系、法律关系，其实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在度、多层面的交往关系中，有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有的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有的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有的侧重于直接的经济利益，有的侧重于直接的，有的侧重于法律上的与义务。但归根到底，都涉及各种各样的利益。社会科学的价值，就在于优化各种各样的交往关系，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更加有效、有序、有度。当下的社会科学的范式虽然是从传过来的，但社会科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分东方。只要能够促成更好的交往关系，那就是好的社会科学，否则就是不好的社会科学。
因此，在当下及未来的中国，不存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哪个更占上风”的问题。对一个健康发展的共同体来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都是需要的。它们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作用，也各有各的边界。两者不能相互替代。没有人文学科的，社会可能过度的功利化，甚至鄙俗化（战国时代，就有这样的弊端）；没有社会科学的支撑，社会可能普遍的空疏与（晚明时代，王学末流大行其道，是社会的重要根源），因此，应当促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协调发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界限也不是绝对清晰的，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交叉与重叠之处，譬如，法哲学与哲学，既可以归属于人文学科，也可以归属于社会科学，两者之间的融和，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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