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重庆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出版著作《分工、信任与企业成长》《和谐创新研究》《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主编《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1一2016）等，在《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评论》等重要和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2012年在墨西哥荣获世界经济学杰出。
摘要：自近代10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理论一直在中心论的霸权话语体系之中，正是中国经济40年来的伟大实践成功解构了经济学的中心论。发展中国家西化的失败与中国特色的“成功突围”，正反两方面说明中国经验不但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特别是对当今界上仍占大多数的发展国家来说更富借鉴意义。中国问题和中国现象，其本身已经成为经济学理论普适性的一道现实难题。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经济学的，不仅是对更具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更是对经济学整体普适性提升的一种渴望。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是，不但要解构经济学的中心论，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的概念进行“术语”，进而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为此，将40年来的中国发展道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源泉，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中国的影响和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期的东渐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批国外留学回国的志士仁人对经济理论的碎片化，同时国内兴起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也促进了经济学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一些新式学校开始开设经济学科。1901年严复译出《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在中国的典范。随后的30年代下半叶，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经济学划时代巨著《资本论》也与中国读者见面。至此，作为现代科学的经济学开始在中国植根，并得到广泛。
但是，从总体上看，自近代以来，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呈现出的是不完整性和不系统性。这一时期，中国对于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不加判断地引进和吸收。即使到今天，这种影响尤存，中国经济学始终徘徊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已然着力于“模仿”和“引进”。为了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在经济理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既适合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中国现代经济学。①目前，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较多，但核心问题是经济学到底是否是“普遍的、一般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否有国界或阶级性、是否面临范式危机等等；与此相应，是否应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或有无“中国经济学”，以及构建中国经济学是否应有多元基础等等。②更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存在的，或者正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只是这种理论尚需要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③我们始终面临着空前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始终面对着难以回避的各种挑战。④
自经济学成为的系统性学科以来，经济学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两个时代。一个是英国时代，一个是美国时代。18世纪中期开始至19世纪末期，正是英国经济发展的实力和水平支撑了英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使经济学进入英国时代。随着英国“日不落帝国”的衰落，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逐渐由英国转移到美国，由此美国才取代英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阵地，经济学的时代也由英国时代转变成为美国时代，这一发展趋势说明经济学的中心是伴随经济发展的中心变化而变化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新的趋势，今天中国经济的体量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未来的发展，中国超越美国是一个必然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显然，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结束美国100多年全球霸主地位的时候，我们要回应的首要问题就是经济学主流的阵营、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是不是还是在美国？很显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的中心不可能永远在美国，当经济中心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时，那么经济学的中心必然会转移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必然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因此，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是中国时代的经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今天的经济学正在迈入中国时代。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中国经济学仍然在理论的囚笼里跳舞，也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更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国地位不相称。因此，正如习总在5月17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⑤
中国经济学理论一直在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之中，没有自己的主体性，正是中国经济40年来的伟大实践成功解构了经济学的中心论。中国并没有遵循的，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经过短短的40年时间便快速崛起，实现赶超，以更为雄辩的事实打破了中心论的“”。因此，发展中国家西化的失败与中国特色的“成功突围”，正反两方面说明中国经验不但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特别是对当今界上仍占大多数的发展国家来说更富借鉴意义。有鉴于此，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是，不但要解构经济学的中心论，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的概念进行“术语”，进而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逻辑体系。
本文所阐述的中国经济学是在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的基础上，是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基础上产生的新超越，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⑥⑦孕育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基础是“中国道”，而并非“中国模式”。⑧本文在理论上将“中国道”与“中国模式”做了严格的区分。首先，模式是一种成熟的范式，风险较小，可以借鉴。显然，中国与发展实践经验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纵观整个发展历程和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道更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词义语境；其二；中国模式是成熟的理论提炼，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文献论文就是很好的佐证。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强调后验的检验，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系统化规律；而中国道本身是先验的经验，需要进一步得到总结或者很好的总结，进而达到理论精确性、完整性和系统性。
当色诺芬第一次使用经济学这个名词时，经济学仅指研究奴隶主家庭经济管理的学问，到了19世纪末期，边际学派高度重视资源配置问题和经济学的数学分析，由杰文斯，1890 年马歇尔正式启用经济学这个名称。同时，经济学也从社会科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纯技术科学”。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实质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经济学这一门单独的学科，我们日常所说的经济学是所有经济学分类的统称。人们所称呼的经济学比如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实质上这些经济学只是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论经济学。因此，经济学（经济学知识）应该遵从哲学意义上的特殊到一般的演绎逻辑，即所有的知识来自于观察，并且人们观察不到普遍性；人们只能观察到特殊性。从普遍规律出发的演绎推理正如从特殊观察开始的归纳推理，进而建立普遍规律。⑨
经济学由特殊到一般所演绎的普遍性在实践中又不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即经济学不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后验学科。先验法时唯一确定或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后验法或特定的经验法，作为发现事实的方法对这些学科是不适用的⑩。经济学不可能通过实验来确定其精确性，以确保其在应用时万无一失，经济学属于先验学科，是一种经验通过演绎归纳成较为精确的规律。显然，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同时还提供知识，但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科学，而且它提供的那种（不精确的）知识与（精确的）物理科学提供的知识是不一样的。11因此，经济学就不是一门单纯的“纯技术学科”。以来的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绝非是“纯技术问题”。12因此，经济学遵从特殊到一般的哲学逻辑，但其又有特殊性，因为结构、社会、制度、文化等宏观的不同，普遍意义的经济学在实际应用时必然会到各种抗衡的力量。当处理原因合成时，总有可能各种原因将会互相抗衡；每个原因都了直接影响，但观察到的结果却取决于特定的合成，因此将会取决于各种成分的具体数量和方向。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可以假设为是一门以追求财富为单一原因的学科，但剥离集体主义倾向下的个体主义方的倾向必定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定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穆勒强调律始终应该被看作趋势律。因为社会现象仅仅是社会中个体行为的总和，所以经济现象遵从原因合成定律。13
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规律都应当看作是一种趋势规律，而不是精准的自然科学规律。经济学家精心创立了关于趋势律的抽象演绎科学，虽然这些趋势律对分析具体问题有所帮助，它们能够确定内在的趋势，但可能很难确定无数的抗衡力量，这些抗衡力量对于提炼规律以便它可以用于特定的具体情况是必要的。同时，经济规律充满了例外，因此经济学是不精确的、是关于趋势的陈述；这样的规律能使我们深入洞察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是有必要保留在一个相对的抽象层面上。结论性的一劳永逸的检验或精确的的推导在经济学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所有的预测都是具有或然性的。14
因此，经济学并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普适性。所谓主流经济学也只是体现和反映某个时代的经济学，经济学比主流经济学更为丰富,后者又比均衡理论要丰富。15纵观经济学发展的历程，我们应该承认，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理的贡献不可抹杀，在一定的具体历史和下的指导意义也不容小觑，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吸收其有益的东西。但主流经济学不是固定的，而是存在不断分化，呈现多层次综合的趋势，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对其先辈的各种观点进行综合创新后形成的一部经济学巨著。在《国富论》出版后的一百多年中，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在工艺上的运用，随着劳动分工的细化，经济体系日趋复杂，相应地经济科学也经历着纵向和横向分化，产生了许多经济学分支和经济学流派。经济学的再次综合应运而生，由此形成了经济学的第一次大综合。
马克思就是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全面、吸收和综合，写下了他的不朽之作—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资本论》。马歇尔通过对其前人理论的折衷调和或综合，纳边际效用食人蜥蜴论、供求论、生产费用论于一体，创立了现代微观经济学。面对世界性的大萧条和市场机制的失灵，凯恩斯通过对宏观经济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综合创新，奠基了现代宏观经济学。面对上半期经济学科大分化后形成的一系列经济学分支科学，萨缪尔森则融合各种经济理论与分支学科于一身，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经济学体系。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新科技的崛起，经济学在新的基础上不断分化、交叉，现已形成了一个分类学科更为庞杂的经济学科体系，一场新的多层次的经济学大综合已在酝酿之中。16
应该说，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其中不乏科学的成分，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理论赖以产生，并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发达国家会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更不能解释为什么“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7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是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学。现代主流经济学有其特殊的孕育因素，当我们个体主义倾向进行分析社会经济现象而得出的规律，即便经济学存在普适性的规律，但在具体应用时，各种抗衡的力量都会层出不穷，其在新、新问题面前表现的“水土不服”和“为力”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这是忽视方集体主义的后果。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特定历史下某种经济学的历史贡献。比如说李嘉图经济学理论，当时英国也接受了许多李嘉图政策方面的。李嘉图《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在出版后的50年间，李嘉图纲领受到了广泛的，到了许多不同的问题就是明证。如果经验的结果并不像理论预测的那样出现，人们也不应该否认这个理论。经济学是复杂的，包含很多干扰因素，人们必须关注相反的经验。18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但着对现实的解释力日渐式微，而且更无力提出可供选择的解决当下现实危机的理论方案，由此出主流经济学理论本身面临的危机。主流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也撰文指出，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无力。19经济学依靠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它构建的基础源于经验，是中心论。事实上，中国38年取得的成就和发展中国家运用理论指导发展的失败，打破了中心论的，解构了中心论的话语体系。有人说中国问题不是世界问题，中国问题只是一个个案，不能成为发展的普遍规律，更不能形成理论体系。其实这也是一个片面的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在“重围”中“异军突起”，作为从这样一个伟大的实践提炼出来的经济学理论，相比发展理论，应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具有普适性和认同性。而且，当未来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时候，这时候中国问题一定就是世界的问题，所谓的中国现象一定是世界的重要现象。
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不研究中国问题，不回应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任何经济理论都不会界上起重要作用和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要辩证地、全面地看待中国问题、中国现象。而且，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我们相信，随着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研究中国问题，能够对中国问题做出完整和科学回答的经济学理论一定会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因为随着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时候，中国的问题必然成为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未来主流经济学不研究中国问题，或者说诺贝尔不颁发给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家，那经济学诺贝尔的世界性和重要性就得不到体现。只要稍微细心观察就可以看出，历届多数经济学诺贝尔大都来自美国或者发达国家。因此，诺贝尔经济学一定会花落中国或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这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学者们大可不必“望自菲薄”。
中国40年取得的伟大实践成功是经济理论无释的，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形成了对经济学的巨大挑战。因此，在中国道这个人类经济史的奇迹背后，一定潜藏着当代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完全涵盖的经济逻辑，甚至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前提。正如穆勒所说，我们的预测与实际事实之间的不符常常是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已经忽略的某些重要扰动原因的唯一条件。20一方面，中国道是否潜藏着有别于数百年来奉为圭臬的经济学逻辑？我们能否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理论，形成经济学的中国话语、中国思想，贡献给世界；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未来主流经济学主战场在中国。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是随着现实中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中国将成为未界经济的中心，所以经济学的学术中心将转移到中国。未来中国经济学如何迎接时代的挑战。斯蒂格利茨（2000），对中国道的取向和成就始终给予很高的赞誉、评价和支持。21杨承训（2006）曾给过中国经济学高度的评价，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不比《资本论》低，因为它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新形态经济规律的学说。”22
中国经济学的构建要立足中国道的实践，进而进行总结提炼并能够解释和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问题，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这一逻辑。正像当初斯密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英国人和英国经济问题，萨伊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法国人和法国经济问题，特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人和经济问题，克拉克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美国人和美国经济问题那样（王晓林，2009）。23现代中国走过的是一条特殊的发展道，留下的历史记录、历史经验、历史实践，既不同于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也不同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我们既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主导的发展经济学，更需要在此基础上创新中国发展经济学，逐步创建中国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胡鞍钢，2012）。24
以萨克斯（1994）为代表的新主义者认为，中国道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如半工业化经济结构、传统体制的松散性等，与的政策与的道无关；另一方面他们强调，中国渐进式的成功是十分有限的，中国的面临许多困境，而这种困境正是由于没有实行彻底的化线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遵循新主义的逻辑，却能“异军突起”，取得奇迹般的成功。相反，遵循新主义理论的东欧国家和世界普遍经济发展的“滑铁卢”。
因此，中国道具有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给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体系完善奠定了和良好的基础。正如费正清在其《东亚文明：传统与》一书中写道：“中国在现今的世界中所显示的不同社会模式也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在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大国，但其社会组织的严密程度令其它国家难以与之匹敌。工业化国家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常为其加强其自身的一种力量。中国社会组织模式的急剧转变已经举世瞩目。”26 21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具有丰厚的土壤，历史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经济学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中国经济学发展也面临着挑战。中国经济学家的出在于通过“吐故”和“纳新”的途径，实现在研究内容上、研究方法上、研究体系上的创新和重构，形成一种“华人范式”。27但是，与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经济学还存在一些不完全适应的问题。28这种不适应，可以理解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全球中的地位与经济总量在全球中的地位不相称，中国经济学成长和发展的轨迹似乎并未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强势发展呈现同步。29，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在全球中的地位与已有中国道的发展地位不相称，中国经济学成长和发展的轨迹似乎并未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强势发展呈现同步。30
因此，在现有经济学理论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应该立足中国道和已有的发展实践经验，全方位地进行理论提炼和系统化梳理。一方面要将基于中国道的中国经济学应用于中国道的未来发展，将中国道的风险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也要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典范，推动中国经济学成为世界主流经济学，并给正在转型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借鉴。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和任务就是，不但要能够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更要指导未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首先是经济发展的新。过去的经济学是强调纯粹的经济增长，很少谈到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中国实践中不断地总结，不断提出发展的新。以来，讲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当初着力要解决中国最大问题是体制上对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今天，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基于此，我们又提出了发展的新、新思想、新战略，也就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发展和共享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体现的是对发展上的突破和中国智慧，更可能成为引领未来全球发展的新。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金钥匙。以来，习总非常强调新发展，新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拓展了新的实现径。同时，新发展对主流经济学也是一个大的突破。这个大的突破就在于，的经济学只有增长忽视发展。发展和增长是不同的概念，发展强调的是最优的增长，有质量的增长，结构性优化的增长。因此，新发展是更有质量、更有效率、更为公平的增长。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又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新发展，为破解发展难题、突围发展困境、厚植发展优势再次找到突破口，也为中国特色现代化找到了一条新，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特色现代化的现实径。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形成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以上，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正是有了这些发展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从而为我国发展培育了新动力、拓展了新空间，有力推动了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方向前进。
其次是先富后富与实现共同富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发展中的问题，比如说差距扩大问题。在前，差距问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整个中国都普遍贫穷落后，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伊始，需要集中精力解决发展问题，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差距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事实上，在整个中国进程中，一直伴随着对差距问题的重视和不断出台对差距问题的解决举措，只是在每一个进程和阶段，可能具体的措施、侧重点有所不同。回顾中国对扶贫和减贫的实践，中国对差距问题的理解和实施举措，应该说是对理论的超越，它了人们简单化认识的两极分化概念。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推进来看，中国的差距问题不是一个两极分化现象。所谓的两极分化，它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40年后，中国进入后时代，中国高度重视差距问题，现在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就是到2020年全面决胜实现小康社会。从过去的历程看，中国对全世界的减贫做出了70%的贡献，从而使世界变得更为公平。而且现在中国扶贫和减贫的力度更大，已经进入了全面扶贫和精准扶贫阶段。因此，对于差距问题，从中国推进的实践和效果来看，中国的问题在本质上不是两极分化问题，只是一个先富和后富的问题。
第三是中国实践对理论的超越在于处理市场和关系上体现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200多年来，整个经济学说史的争论主要集中围绕在怎么处理好市场与的关系问题，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综合派、新主义理论等，在如何处理和看待市场与关系上由此形成不同的学派。但是，无论经济学什么派别，总是认为与市场是替代关系，两者不能共赢、互补，或者大市场、小。
中国从开始就特别强调，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的核心问题。中国在中构建的与市场的关系远远超越经济学理论，而中国的超越就在于，中国一方面推进市场化的，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外一方面，也非常重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正是在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对市场与关系的认知，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作用的有机结合理论框架。所以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本身就是对经济学理论的超越，进而把这些理论完整地、系统地总结出来，一定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
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推进自身发展进程中，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深受理论影响，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潜在的陷阱之中，变成软，从而自身发展的优势和机会。今天来看，中国经济的奇迹和成功，应该归于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很好发挥，特别是的作用。特别是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办成了多年没办成的大事，解决了多年来没解决的难题，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党统领一切，协调各方。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最为核心、最为本质的理论，是对经济学理论的超越。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正是有了这一保障，才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党统领一切，协调各方，由此形成市场作用和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良性格局，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交出了令惊叹的“优秀成绩单”。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功，突破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市场和的认知，同时也验证了200多年来理论的局限性。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实践所确立的榜样，不但让一度流行世界的经济学理论失去市场，更让来自的各种和现出原形。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对的超越，其本质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对的超越。历史上中国从秦汉开始的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完成了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上对的第一次超越，才确立了后来中国在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发展的遥遥领先。今天，作为21世纪的中国在发展上再次实现对的超越，表明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发展的危机，更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危机。没有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超越，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的超越，这也是近代中国无数志士仁人致力于“东学西渐”、“师夷以制夷”终不能成功的内在根本原因。因此，将这些经验提炼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不仅是经济学理论上的中国贡献，而且更是中国对世界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学不是经济学的中文版，也不是“中学为体”的中经济思想的“混合杂拌物”，而是严格地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并在此之上建立起的一套真正有别于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作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应当以“全面了解中国、真正认识中国、深刻分析中国、深入理解中国为己任。31
现在中国问题本身已经成为经济学理论普适性的一道现实难题。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经济学的，不仅是对更具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更是对经济学整体普适性提升的一种渴望。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经济学发展趋势，既能对特定的中国问题做出现实性的解释，又能推动经济学方的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整体进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决不能局限于对那些发生在中国与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做法进行简单归纳总结，而必须发现不同于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并由此出发，建构出一整套符合发展逻辑的一般理论体系，而这种前提的差异性深藏于文化的差异之中。
当代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教文化之上的经济学，而中国是文化的代表。相比教文化，文化更具有包容性、现实性和性。中国作为世界上曾经从辉煌到衰落、又再次从衰落复兴的唯一国家，保持了4000多年连绵不断的灿烂文化和中华血脉，其本身的实践探索和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厚厚的发展教科书。而中国经济学作为从成功实现发展赶超、发展转型、13多亿人口大国三大元素的丰富实践经验中抽象、提炼出来的经济学理论，已具备涵盖广泛性、独特性、多样性、多元性、适用性等特点，不但具有世界意义，更具有史诗般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为根基，广泛地吸收发达国家和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精华，并在和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的经济学。因此，中国经济学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国外优秀三者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源于中国经验，又要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为此只有把它放到更宽广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国家的经验中去检验，并用科学的方法提炼、概括和抽象，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从而形成特定的理论范式，创建出更多符合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济学理论。所以，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应该有一个从一般理论到中国问题，再从中国问题为一般理论的过程。新中国建立60余年、40年，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坎坷走过不少曲折的，但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伴随着中国的伟大历程以及中国复兴界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学应该说是迎来了百家争鸣和理论创新的新时代。
回顾中国40年来的伟大实践经验，中国经济学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和理论提炼。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视角考察，目前至少已经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作用、公有经济主体论、按劳分配与要素分配结合论、经济新常态、五大发展、对外、供给侧结构性等不同于的原创性的中国“术语”，这些自然成为中国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崭新概念”，同时又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
毋庸置疑，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巨变时代，不但是中国的实践发展，而且是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会展示出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的强烈需求。因此，中国的经济学者们一定要重视这一历史机遇和需求。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40年来的实践探索，已经形成和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在未来的30—50年，中国的经济学者能够以国际视野站又聚焦中国问题，始终追踪学术理论前沿，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付出务实努力，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学完全可以在中国的第二个一百年成为世界主流经济学。
因此，只要将40年来的中国发展道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源泉，并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而构建当代中国经济学，完成中国经济的从发展优势到理论优势再到话语优势的三个层次递进和转换，必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它可能会伴随着中国经济由崛起繁盛的整个历程。
6.任保平：《新中国经济学60年:演化逻辑、发展轨迹与未来趋势》，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9.[美]D.韦德.汉兹著，段文辉翻译：《的经济学方》，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22页。
10.[美]约翰.穆勒著，张汉翻译：《论经济学的若干未解问题》，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9页。
11.[美]D.韦德.汉兹著，段文辉翻译：《的经济学方》，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13.[美]D.韦德.汉兹著，段文辉翻译：《的经济学方》，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22页。
14.[英]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M].姚开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7页。
17.[美]约翰.穆勒著，张汉翻译：《论经济学的若干未解问题》，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0页。
20.王晓林：《新中国60年经济理论探索与展望》，《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10期。
22.唐任伍：《21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⑥任保平：《新中国经济学60年:演化逻辑、发展轨迹与未来趋势》，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⑨[美]D.韦德.汉兹著，段文辉翻译：《的经济学方》，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22页。
⑩[美]约翰.穆勒著，张汉翻译：《论经济学的若干未解问题》，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9页。
11[美]D.韦德.汉兹著，段文辉翻译：《的经济学方》，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13参考[美]D.韦德.汉兹著，段文辉翻译：《的经济学方》，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22页。
14[英]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M].姚开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7页。
20[美]约翰.穆勒著，张汉翻译：《论经济学的若干未解问题》，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0页。
23王晓林：《新中国60年经济理论探索与展望》，《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10期。
27唐任伍：《21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此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阶段性，项目号017DZJ011。）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