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oou11日，国学大师季羡林走了。他带走了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的爱与责任，带走了自己的朴素、真诚和淡泊名利，留下了宝贵的人文学术遗产、令人敬仰的品格和对文化传承的反思。
“季羡林先生在东方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主要社会学科都有极高的造诣，他留给我们的人文学术遗产丰厚翔实、珍贵无比。”北大社会科学部部长程郁缀说。
季羡林曾说，所谓“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举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学问纳入到他研究的范畴：从佛典语言到佛教史、印度史，从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到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从唐史、梵文的翻译到散文、序跋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他无一不精深涉猎。”季羡林的学生、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王邦维对记者说。
“季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上强调最多的是中国古代的智慧结晶天人合一观点，即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天人合一所反映的和为贵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程郁缀说。
“季先生所取得的成就，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国学研究时代的结束，是中国文化界的巨大损失。”季羡林的老友、著名哲学家汤一介这样评论道。
季羡林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程郁缀回忆起北大广为传诵的一件事：“季先生一向穿着朴素。在担任北大副校长时，一个来报到的新生看到季先生就对他说，我要去报到，行李太重，你帮我看一会儿。季老站在那里看包直到新生报到回来。第二天开学典礼时，这位新生发现在台就座的副校长正是昨天给他看包的老人。”
对为自己加冕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季羡林在《病榻杂记》的书中评论说，这令他诚惶诚恐，“请从我头顶上把三顶桂冠摘下来，还我一个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先生曾说，文化和中国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我们中国人拿过来太多，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送出去太少。拿过来和送出去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知识最为艰巨的一项任务。”乐黛云说，“季先生的这个观点和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不谋而合。”
为实现这一理想，季羡林一生都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积极参与东文化问题的讨论，为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对长期以来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积极反驳。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说：“从季先生的学术人格和学术生涯中，应该让我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进行。我们的文科教育既不是单一的知识体系，更不是功利体系，而是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对组织管理的运用发挥着更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11日,季羡林、任继愈二老同日驾鹤西去,震动中国文史学界。哀痛之余,几代文史学人深思大师留给后人的一些“问号”比如人文研究和财富如何及时梳理,又比如人文学科与人文传承面临哪些困惑和挑战。
年过七旬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朱维铮分析:“两位大师走过的,本身就很值得研究,他们几乎了中国整个20世纪的学术发展,季先生更是一位与辛亥同年的老人,对二老治学经历、研究的及时梳理,将有助启迪后人。”
学术界将季、任两位先生视为衔接传统人文教学内容与现代教学方式的“特殊桥梁”。与此同时,两位老人身后还留下了一些学术观点和问题,供后辈再探讨,比如对国学前途和命运的预测等。
季羡林的钱文忠曾撰文指出,社会上出现过的“季羡林热”,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现阶段学术界人文的一种“苍白无力”。
上世纪90年代中叶,而立之年的钱文忠就参与了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在复旦大学的授课,传授季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最初几届“文基班”学生,如今已有一部分成为活跃在中外学术领域的年轻力量。
“言传身教对人文学科传承的重要性,在当年的文基班得到了一定体现。”美国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博士刘文楠回忆,季羡林先生钻研梵文、的很多细节,在“文基班”中曾被奉为美谈。
“从某个层面上说,季羡林先生的通过钱文忠老师当年的授课,传递给了第三代人。”刘文楠说,现在回想起来,通过师徒相传,人文学科留给后辈的是一种价值观,一种锲而不舍,一种对知识真谛的。
任继愈先生晚年致力于整理古籍,老人凡事亲力亲为、淡泊名利。点点滴滴令其、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申难以忘怀。在平凡的教学岗位上,李申也试图将任先生的传给下一代。
曾执导过“文基班”部分学生的朱维铮说,两位大师都是大器晚成,都是经过多少年钻研才有在各自领域的如此成就。朱维铮指出,了解大师的,有助于反思人文学科存在的问题。
面对近年来时起时伏的新一波“国学热”、“大师热”,文史学者提醒:对于“国学”究竟是什么,“大师”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从二老身上到底传承什么,仍有待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