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先生走了。这位中国藏学界的一代师，带着他对藏文化的深深眷恋、带着诸多的历史走了。23日是王尧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笔者参与了王尧先生治丧委员会，眼见了王尧先生得到国家领导人和学术界的景仰与尊重，特别是十一世额尔德尼亲自致信悼念称与先生有”两世因缘”，感触颇深。
对于藏学研究者而言，王尧先生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于历史，他曾经出任过、藏区两位教和其他重要藏区人物的翻译，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他都是亲历者；于学问，王尧先生在藏学领域有着开拓性的贡献，比如把古藏文文献引进对古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吐蕃历史研究的新时期等等。王尧先生还是一名藏语和藏文大师，他多年来探索书面语与方言之间的发展关系及异同，对藏区三大方言和文字变迁了如指掌，他对藏区的了解、理解之深，早就成为厚重的国家财富。
藏区长治久安，必须常抓不懈、要想实现藏区的长治久安，涉藏的政策制定者和治理者应当像王尧先生那样知藏懂藏、爱国爱藏，在“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方面做加法。早年，王尧先生中国现代藏学奠基人于道泉先生和名震康藏的白教、大学者贡嘎学习藏语，不仅仅是为了当好翻译，更是为了深入发现藏区、认知藏区。王尧先生“学行相应”的，长期深入藏区，遍访山川胜迹、古刹庙堂、农牧宅帐，在行走中获得有关的渊博知识。他能够与自如交谈，也与十世大师、阿沛阿旺晋美等僧俗上层结下友谊。王尧先生既是大学者，又是汉藏沟通桥梁的重要搭建者，得到了藏地上下的普遍尊敬与赞誉。
治理藏区须先懂藏。特别是建言献策者、研究者和具体事务管理者，都应当像王尧先生那样了解藏文化、愿意并善于推动汉藏之间深化理解。如果既不会藏语，也不识藏文，更不了解藏文化，只知道用固定的话语模式去套在涉藏事务上，就很容易陷入对抗型径困境，把扩大化。比如一些问题本身是沟通层面的问题，由于当事人不懂藏文藏语也不愿意花大力气去弄懂藏文化，导致成为无解，嫌隙拉开为鸿沟。王尧先生的重要性就在于他的藏文功底深厚，走遍藏区，结识友谊无数，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消除，总是能够及时填平语言、风俗、习惯等不同导致的沟通鸿沟。对于治藏者而言，能够与藏区直接沟通，能够深入了解藏文化，无疑是重要的；即便因条件所限不能如此，也应当更多发掘、发扬王尧先生这样真正“知藏派”的智慧与力量。
汉藏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是一个源远流传的过程。近年来，伴随着教育的日渐发达，藏人中能说、会说、善说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但汉族学者与官员中能说藏语、会藏文者却较为有限。王尧先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问有一个转向，从藏文化向汉藏文化交流递进，推动了汉籍名著和故事的藏译，也热诚推许与文化史上的伟人萨迦班智达，将其积极入世的时代意识与孔子的思想相映照。这些汉藏文化交流之间的探究，让汉文化与藏文化的关系更加紧密，使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宝库也日臻丰富与繁荣。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并非汉文化进入藏区，也并非藏文化进入汉地，而是双方均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互相因应，共同成就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也只有通过汉藏文化交流，汉族与藏族之间的关系才能因了解而深入，因深入而共鸣，因共鸣而温润，因温润而心齐，五省藏区的长期和谐与稳定才因此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沟通汉藏文化，联合汉藏感情”，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智者研究与推进。好在王尧先生虽归道山，却以其身教和言教，培养出了一支汉藏兼通、学风鲜明的藏学劲旅，他们有的是嫡传，有的是编外门生，但均以“王门”为荣。这批受益于王尧先生的学者，不少已成为当今历史、佛教、艺术等领域的翘楚，他们既爱国爱藏，又有为，是汉藏交流、藏区稳定与发展的力量、积极因子。
治藏应知藏。如何深入发扬王尧爱国知藏的不朽，如何让中国藏学的影响力更加扩大，进而通过这么一批有识之士不断为中国最高国家利益做加法，的确值得我们思考。
作者系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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