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鸡的今年多大“远从有记忆那天开始，我就爱上了电影，时至今日，我已成为一个最热烈的影迷——假如‘影迷’这两个字用得恰当的话”。要是知道“麦黛玲”的真身就是沪上资深翻译家朱曾汶先生，你也许会吃惊不小。
“远从有记忆那天开始，我就爱上了电影，时至今日，我已成为一个最热烈的影迷——假如‘影迷’这两个字用得恰当的话”。这是刊载在六十四年前出版的第四期《水银灯》上一篇文章的开头，标题是《我为什么爱看电影》，作者“麦黛玲”。40年代后期“麦黛玲”这个笔名一直活跃于沪上多家的电影版面，而《世界电影副刊》、《西影》、《水银灯》这几份影刊上，“麦黛玲影话”是当年西片影迷们获得最新资讯的热门栏目。
然而，要是知道“麦黛玲”的真身就是沪上资深翻译家朱曾汶先生，你也许会吃惊不小。朱先生的译作在社科界有很高的知名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四十多年里他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审校的学术著作达十六七种之多，《论当代》、《林肯选集》、《中的人性》……几乎每本都是国内治美国史和学学者的案头必备书。七年前，他在83岁高龄还为专业读者奉上了最新译著《最高法院与》（与林铮合译）。“”后，朱先生也常为报刊撰稿，晚报“夜光杯”就刊发过他的多篇文章。而他30岁之前那段以“麦黛玲”为名的工作生涯，却很少为人所知了。
拜访朱曾汶先生，大家首先聊到的，就是他这番工作经历。原来，1945年朱先生大学毕业不久，抗战胜利，美国电影公司恢复在华营业，当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上海公司招聘宣传助理的职位时，他欣然前去应聘。朱老回忆道，那次招考的形式是先看一部华纳的音乐片，接下来写一则中文说明书。“以我那时候的英文水平，对白能听懂大部分，但总还是会有些遗漏，但凭自己比较扎实的中文根底，我把中文说明书的文字写得十分华美，结果当场被录取了。”
朱先生入行不久就熟悉了电影公司宣传部的业务：拟写说明书，翻译片上字幕，布置橱窗海报，制订宣传计划，投放的广告文案，发行的记者会……由于工作出色，一年后他即被公司提升至宣传部经理。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工作中的许多趣事，比如，为配合威廉·鲍威尔主演的喜剧片Life with Father（天伦乐）的公映，他们曾举办过“多子爸爸”的有竞赛，最后获的是上海一位律师，此人育有11个子女！
当我们问到，这些工作当中哪件最费脑筋，朱先生马上说“那要算是翻译片名最吃重了”，“那时候的片名不像现在流行直译，而是偏好四字结构，要雅致有韵味，又要上口好记”，因此往往为了一个片名需要，思量多日，最终想出一个好名字会开心好几天。朱先生自己最得意的，是为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主演的KINGS ROW 一片所译的片名——《金石盟》，可谓音义兼顾。“失意的例子也有，那就是亨弗莱·鲍嘉跟英格丽·褒曼主演的CASABLANCA”，朱先生主张直接音译为“卡萨布兰加”，但当时片名确定的最终拍板权在影院方手中，他们认为直译片名没有生意经，一定要用《北非谍影》。“倒是以后，看到了改译的片名大多用《卡萨布兰卡》，但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因为做电影宣传，结交了不少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其中有不少跟我年纪相仿，爱好相近的影迷，比如徐汝椿、维（即东方蝃蝀）、马博良，以及后来成为我同事的陈良廷。”大家聚在一起闲谈，慢慢地一本影刊的构想就形成了，《水银灯》由此问世。目录页上标注的编辑部通讯处“虎丘一四二号三楼”，其实就是朱先生华纳公司的办公室，而刊物的编务会也确实常在他办公室里举行，但这本刊物跟华纳公司却没有关系，完全是出自几位年轻人的个人兴趣。“光是创刊号的封面，我们就下了大功夫，当时电影刊物的封面喜欢用红色印刷，而我们最终听取了我同事陈焕龙的意见，将英格丽·褒曼侧影特写近照用黑色套印，获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在刊登的文字方面，除了上述几位，还有朱先生的好友董乐山、沈寂、伯奋（即邢祖文）、朱雷朱西成兄弟，以及名作家施济美，报人姚苏凤，电影导演张骏祥，他们都曾为《水银灯》写稿，刊物因此影响不小，每期都要加印才能满足市场需求，而当时物价飞涨，经济接近崩盘，《水银灯》用银元给作者支付稿费（一到五元不等），实属难能可贵，而最终也因经济上无法负担，出至第九期而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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