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克力博士，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CiNE）首席研究员、湾区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想下一轮经济发展潮流的闸门，钥匙在哪里？对处于转型之中、正在重新构筑核心竞争力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个问题的确迫待求解，其答案亦亟需实施。
过去，以“摸着石头过河”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经济思想，对于告别贫困、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如今也面临走至“深水区”的新挑战，从而难以再像“浅水区”那样有效应对内外变局。用诺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话来说，当“过河”已过半，对河的彼岸也看得更清楚了。言外之意是，可以制定出更为明晰的与发展思。
的确如斯翁所言。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在试图“赶超”发达国家的同时，自身亦面临流行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构性风险。这是已被拉美、中东的历史所说明的发展经济学难题。而要越过这一日益逼近的重大陷阱，必须果敢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来“魔咒”，取下这柄高悬于当下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应该说，出于公共利益而达成的默契是可观的，对此已存在不少认知上的共识，但依然缺乏真正除旧革新的行动性合力。仅从观念来说，仍不可避免地有着较深的分歧和障碍。
对于中长期的与发展，本已凝聚了诸多的真知灼见。举例而言，共识中就有这样的观点：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创新和转向高价值的服务业，使经济增长获得新动力。亦即，通过TFP（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提高，助力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类似看法，也在不少经济学家的阐述中可见。比如，笔者曾与社科院张平教授对话，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个经济学界讨论的问题，张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产业的结构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基本观点是：“调结构”永远都是“机制”重于“结果”。这位来自智库的经济学家担忧“调来调去，最后看到的是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结构却越来越扭曲”。
这种担忧决不是多余的。倘若说，过去各地看的主要是P总量指标，那么，如今却变成了更细的产业指标。表面看，这只是指标模型的变化，背后却是从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转向了直接指定产业技术线。这如何不是所在？
试想：P有一种综合性因素，导致很多激励上的“政策相容性”。如果把它拆分为七八个所谓产业指标，就意味着彻底走入纯计划经济时代。这就是为什么说，结构变革千万不要再去陷入所谓的产业当中。产业应该怎么发展，难道是由指定说要发展多少个重工业、发展多少个光伏产业、发展多少个LED吗？如果一个省份全都搞某个产业，然后一好全好，一不好全不好，这种风险不可谓不大。
正因如此，调结构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结构本身，而在于如何强化机制。惟有持续进行体制机制的，才能给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有效保障。应当说，制度比人更重要，机制比结构更重要。偏离市场机制的做法不可靠，扭成的结果则不可信。或许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毕竟，并不存在人为设计的最优结构。
这时候，可以通过一个称之为“创新力迷局”的视角，来说明这个问题——为何创新力不足？人们对此可能会强调不同的方面。比如有的说，国人对知识产权重视不够；或有的会讲，国内的科研与企业是“两张皮”；也有人则认为，是由于国家投入资金不足。
真的是投入不足引起的创新乏力么？事实远不是这样。问题并不完全出在投入的量多量少，而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导致这些科研经费的投入与产出比不高，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这是有绩效评价作为依据的，广为的重要指标是ESI论文数量及引用率，尤其是科研在引用率上的滞后，足可窥其一斑。
关于创新投入的效率问题，经合组织（OECD）的看法是，一些国家在创新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部分浪费了；选择的扶持对象和市场脱节，有些没有价值，仅仅依靠拨款存在；官僚作风脱离实际指导创新的方向，并带来大量的资助，注定结果不会好到哪去。其结论是，应该放宽对企业的管制。
换句话说，来自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日益制约着这个国度的创造力积累和发挥，阻碍着经济社会“质”的进步（而非“量”的堆砌）。要想避免“创新”流于口号，绝不能寄望于加大经费投入，而是应找到推动创新的动力源在哪里。
在此，我想将本文基本结论先予明确：惟有才能为创新开山辟、保驾护航，惟有减少管制、打破行政垄断、放开市场，方可再度激活和社会活力。
虽说从逻辑上讲，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结论，仅仅是常识而已，常识又何来新鲜的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常识真正成为经济社会运转的支配性力量？若不将此作为努力的方向，对许多问题的认知就会一叶障目，容易受到，继而他人。
不妨换一个视角来论证上述命题，并得出同样的观点。不难发现，不光是中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少地方其实也在各自所规划的发展战略中，都将“创新驱动”视作实现经济转型的基本径。若以“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的理论观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通常经历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富裕导向等四个阶段。
也可以说，这四个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依托的是各自对应的四类驱动力。其中第三阶段的经济发展引擎，正是创新导向或创新驱动。在波特的描述中，一国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特征主要包括：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企业越来越少；很多企业克服了生产成本或汇率变化的冲击；大规模海外投资潮的出现；产业集群向纵向深化或横向跨行业发展；以及更多的无为而治等。
以此按图索骥，先后跨入“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是：英国（19世纪前半叶）；美国、、（20世纪初）；日本、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韩国（21世纪初）。现在，轮到谁了？
经济社会的变迁，往往伴随着无数的口号，多数已经成为历史沧海中的小浪花。随着经济发展新阶段，对沉重转型的国家而言，创新驱动确实是不可忽视的。不仅如此，还需对“创新”的含义进行创新的认识。
尽管在一定范围内，“创新”易被强调为技术层面的进步，尤其是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仅仅突出为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何等重要、从而容易忽视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同样重要的现实语境下。不过，当人们愈加发现，内生动力对经济良性发展能够起到多大作用，终于意识到：体制、机制、的创新与进步，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来说，又是多么的关键。
基于上述认知逻辑，不难得出：“创新驱动”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其应有之义，正是体制、机制、等制度层面的创新，也就是。如果说，创新是发展的驱动力，那么，则是创新的驱动力。二者结合起来，方是“创新驱动”的完整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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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本身没有问题，更是势之所趋。其实这和突出“内需”、强调“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抑或是其他类似的提法，都重在落实。而要真正“落实”，就决不是某句口号可以实现的了。
无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好，还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也罢，关键是源源不断地进行体制、机制、等制度层面的创新和，减少管制、打破行政垄断、放开市场，营造创新创业，激活社会活力。概言之，经济发展能不能驶向“创新驱动”快车道，其重中之重，在于是否进行以及能否持续进行制度创新和。舍此，别无他途。
就此意义上讲，若想实现“创新驱动”，必将“驱动”进行到底。重启议程、凝聚共识，显得迫而切之。当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既要深化技术维度的革新，亦要从人文的高度，审视社会面的更深层次问题，以的逻辑构建“动态和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