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览 本文讨论了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导向以来中国经济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并着重研究了中国大学中经济学教育的变化。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主流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向了经济学(“经济学”指新古典经济学)。本文记录了这种转变并探究了它产生的原因。
本文应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的话语，分析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团体如何产生并最终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团体，并进而在中国被视作经济问题专家与权威的过程。本文强调，这种转变涉及在某种框架意义上的新的“可见”与“不可见”的方式。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通常所暗示的不同，中国学生学会的不止是如何使用一套分析工具，他们还戴上了一副新的偏光眼镜，未经思考辨别就透过它认识世界。
本文依据 尽管1978年后经济政策的转变已经被广泛地研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经济理论的转变，尤其是在大学的经济学教学方面。这是一种不幸的局面，因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政策要基于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对于经济事务的理解。本文旨在填补这种空白。本文研究了“经济学”这一名词如何在中国演变为仅被用某些特定方式理解的过程。因此，本文是一篇“知识社会学”的论文，探究了当代中国关于经济学的学术性思考及其在社会中的反响的发展脉络。
提纲 本文有五部分和两个附录。第一部分是全文概述。第二部分详述了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区别。第三部分阐释了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是如何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学的教育。第四部分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的历史。这种分析也指出了一条分析经济事件、经济理论和经济学教育共同演化的途径。第五部分介绍了中国经济学教学的现状。附录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现状，把对目前中国大学经济学教育的分析加以分解并单独讨论。附录二是为了进行而制定的问卷。本文的研究范围很大，因此有些历史阶段可能会有所疏漏。
对消息来源和研究方法的说明 本文基于两个主要的消息来源。第一是已有文献和会议发言记录，它们将会以通常的方式用脚注标明。第二是2011年春夏季节，我在美国、、上海和杭州与中美学者进行的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讨论，这些谈话的部分内容将不会在记录中予以公开。
我从这次“实地调研”中学到的经验之一就是：至少在最初阶段，比起可以定量地进行的结论，的方法能为未来的研究更好地提供直观印象和问题。因此，我在本文当中提供的许多发现都是初步的，需要将来进一步的确证和大家的。
在中国，指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术语的变迁史，就着其作为一个范式的地位变化。在1978年以前，新古典经济学通常被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之初，它被改称为“经济学”。在1983年左右，“现代经济学”一词取代了“经济学”。(邹至庄2000，P52)现在，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就被视作整个经济学。
进一步确切地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术语在中国的含义，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很不幸，这项工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当我们说起“经济学”的时候，我们是指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还是指凯恩斯和斯蒂格利茨?他们在中国都很流行。当我们说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我们是指《资本论》和苏联的五年计划，还是的全民动员和蒋一苇的企业思想?或者说，究竟存不存在这样一些根本特征，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经济学、经济学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家区分开呢?
我认为在探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必要引入一个修改版的区分方法。这一方法由林(1981)引入并由罗伯特徐(1991)详细阐释。他们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为两大分支：诊断型经济学和功能型经济学。他们将诊断型经济学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活动，注重的是解释某一具体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之间的联系;功能型经济学则被定义为一种强调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实践活动，通常与经济计划相关。诊断型经济学以其高度抽象、哲学化的论证为特征，而功能型经济学会运用更多的定量分析技术，比如计量经济学和投入-产出分析，去分析经验数据并提供现实。
通过运用一个与徐、林的分类有几分相似的分类方法(基于“话语”与“潜话语”的区别)，无论是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都希望能把二者狭义的技术层面与它们更广义的哲学层面区分开来。[①]我还想介绍经济学分析的另一个流派，即“非主流经济学”。每个经济学流派或者范式的“话语”是关于一个经济体怎样运行的正规理论。就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其“话语”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等抽象理论，以及住房的需求价格弹性研究一类的经验分析。相似地，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话语”通常包括劳动价值论等抽象理论，以及投入产出表一类的定量规划模型。
解释我提到的“潜话语”的意味可能需要略费笔墨。[②]在一定程度上，潜话语包括了林和徐所说的“诊断型经济学”的哲学取向，但在范围上要更广一些。潜话语支撑着正式的、表面的话语。潜话语了起点(不可证明的基本假设)和预期终点(这套理论将被运用于何处)。话语中无处不渗透着潜话语。正是潜话语赋予了经济学书籍和经济理论以活力，将索然无味的逻辑变成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实践和计算。潜话语建立在不可证明并通常心照不宣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假定的基础上，比如对于人性的假定。潜话语反映了经济学家关于什么是重要而值得研究的问题、课题的。潜话语影响着从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到研究生课程中探讨的话题。它决定了怎样把复杂的观点加以简化，以使其能够被初学者理解。很多简化的(但是不实事求是的)假定在入门教科书(或是学术文章，等等)中被接受了，只要其分析使“基础性”的叙述“正确”。至于什么算得上“基础性”与“正确”，那当然是一个范式性的判断并且通常反映出这个范式的潜话语。
潜话语时而明显时而含蓄，经常需要进行一场学术讨论才能被梳理清楚。它在大众导向的著作中更为明显，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著作中，大量的潜话语依然不甚显著。下面我们列出了一些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的潜话语，它们与我们对中国经济学的讨论相关。我们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其主要的潜话语倾向是把资本家组织的经济活动化。
认识论(经济知识的性质) 经济学是一套科学理论，自己基于类似现代物理学一般的。数学是科学的基础语言，因此数学也应该成为经济学的共同语言。
本体论(存在的性质) 不存在一个叫做“社会”的实体，有的只是个人。经济学应该研究个人如何做出选择，以及不同的制度(比如市场)，如何把他们加总。这叫做方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MI)。这套理论会使新古典经济学家要求所有经济理论都要具有微观基础，也要求将口味与偏好视作的外生性变量。
人性 经济学提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即的自利人的假定。大多数人被假定为具有无厌足的消费。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经济学并不关注人的口味与偏好的由来(尽管它倾向于默认的无厌足性能够反映人的本性)。竞争性市场可以使个人的自利行为为公共利益服务。资本主义至少部分地是成功的，因为它在人性的情况下有效组织了经济活动。
经济学对提升人类福祉的贡献 经济理论的在于理解并推进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因为两者都为人类的幸福奠定了基石，也为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由于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市场的许多负面后果，诸如不平等或经济的集中，都是可以的。
市场 市场的结果反映了选择与生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使各方的福利在交易中都增进了。市场总体上是能够自发调节的，通常能自动找到使供需平衡的价格，并且当经济扩张需要社会变革时，市场能刺激制度创新。
的角色 的基本角色是竞争性市场的合理秩序(比如界定私有产权)并在竞争性市场不能有效运转的领域适当介入。第三个可能的角色涉及到解决公平问题，但是这一要受限于为提高效率和促进增长提供激励。
社会经济的选择 别无选择。前苏联的崩溃和前的中国的困境表明，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平等主义和计划的经济模式无法正常运转。整个20世纪的教训就是“让资本主义市场发挥作用”。证明自己市场干预的合总是的责任。
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套科学理论，自己基于类似现代物理学一般的。数学并不具备特殊地位。历史分析的方法被频繁使用。
本体论经济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研究个人行为，因为现实逻辑是，个人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中产生的。经济分析应当成为一个更宏观的再生产逻辑的一部分。[③]这就是整体论(Holism)。在研究现代社会系统时，历史唯物主义通常是最受偏爱的整体论方法。[④]这种方法刻画了微观行为的宏观基础。
人性与经济学通常认为的相比，经济活动更少涉及“天性的”的个人行动，而更多涉及社会化地形成的行动。
经济学对提升人类福祉的贡献 与新古典经济学类似，理解和促进经济发展享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仅仅是过程而非目的。对于经济的理解的终极目的是使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可能，并提升人类福祉。
市场 必须把对市场的研究置于对包孕它的的分析之中。尽管市场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社会体制，但是它并不能满足人类的全部需要。市场既提供的选择机会，也使你做出选择;市场既有实现调节的时候，也有失灵的情况。市场同样对文化以及社会的其它部分的结构有很强的反作用。一个好的社会必须认真思考市场应当扮演的恰当角色。
社会经济的选择 未来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就像一辆自行车：它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稳定。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在于它使永不间断的资本积累和经济扩张成为可能，并将其强制推行下去。这个过程本身中不具有任何内在的性规则，并最终会与经济紧密相关的极限。在短期里，资本主义经济应当被置于一个社会管理的制度之下，以满足人类需要并确保可持续发展;在长期中，为了人类的持续，资本主义应当被取代。
本文将着重研究浸透在中国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学教学中的潜话语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向新古典经济学的。我们将看到这种转变的以及它怎样发生。我们将把变迁着的经济分析方法与变迁着的公共政策的联系起来，并对新主义的逻辑加以阐释。
我在这里要介绍第三个流派，它在某种程度上介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这两大流派之间，它在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它包括(旧)制度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等范式。它们都共同地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一般均衡理论，但是反对的方式却又各自不同。非主流经济学的潜话语如下：
认识论 经济分析是在一定范式下进行的。它总是透过镜片来看待问题。因此，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的分析，都包含着比它们承认的要多的“主观的”或是形式化的内容。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智力上的谦虚和面对不同观点的心态。从数学模型到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再到行为实验，各种方法都应当为经济学所运用。但是现状的天平已经过多地偏向对数学的形式化使用以及以简洁的名义而被过度简化的前提假设。
本体论 经济学应当在一个社会再生产的制度框架下，既研究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又研究个体行为的逻辑。经济学既应该研究制度，又应该研究个人。
人性 对经济研究来说，“经济人”假设是一个过于狭窄的心理学基础。对于文化、风俗、习惯、互惠的倾向、恐惧和模仿等因素的影响，我们需要投诸更多的关注。
经济学对提升人类福祉的贡献 经济增长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要比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通常暗示的复杂得多，而且这种联系在发达经济体中已经被大大削弱。公平、以及非市场经济 (如家庭经济)在经济分析中应当被给予更多的关注，而在新古典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相较于市场效率和经济增长，这些东西的价值经常被错误地低估。
市场 必须把对市场的研究置于对包孕它的的分析之中。所有的市场都是不同的，对它们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各自具体的特点之上。尽管在做很多决策时市场都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机制，但在组织某些社会互动时市场机制并不合宜。
社会经济的选择 非主流经济学并不对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宣誓，而是抱着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和不断实验的。它推崇在物质进步的同时，也把“生活质量”(其定义与人均P模糊地相关又有着性)、可持续性与公平等因素放在重要。
说明性的非主流话语 非主流经济学倾向于成为一个比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更为多样化的思想流派。新古典经济学(从弗里德曼这样的主义者到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欧内斯特曼德尔这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到理查德沃尔夫这样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内部都有相当显著的派别，而非主流经济学的分布甚至还要更为宽广。因此，下面提到的非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例子只是对个别方法的说明，而非阐述它们的共同。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从大型企业的特征进行的对于现代经济的分析，说明了制度主义的分析对于非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性;海曼明斯基对于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的分析说明了非主流经济学中人对于不确定性的情绪反应的重要性;E.F.舒马赫对于大规模经济的后果的关注和托斯丹邦德凡勃伦在衡量市场产出的最优点时对于社会地位竞争因素的影响的考虑，都说明了非主流经济学对于福祉的意义的关注。
经济学范式之间的争论，实质就是要在怎样的框架下进行经济论述。这是对构建经济模型的最基本假设的争论：经济体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经济学要回答什么问题?应该用怎样的隐喻来代表经济活动过程?怎样的简化和反常现象是能够的?这些辩论是先于分析的。
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影响 新古典主义范式的模型反映着古典主义的遗产。他们把“经济人”(的自利人)假设作为起点，并以把P作为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标最大化作为终点。虽然着一些对市场失灵和公平问题的深入关注，但是其模型还是倾向于得出简单的政策(Laissez-ire)的结论。对作为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在新古典主义的著作中被控制在最低限度。[⑤]
当然，最大的例外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的正式理论是建立在方上的个人主义(MI)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经济学著作却充满了关于经济政策对文化和生活的影响的整体论的看法。就像撒切尔夫人一样，弗里德曼“不存在叫做社会的东西”(即只有个人的存在)。尽管如此，他又同时，一个建立在财产权、公司法人团体和促进市场发展的制度上的经济体，能够创造一个有着、和支持这些文化的和谐社会。因此，弗里德曼与其他方个人主义理论家们一直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含蓄的整体理论。他们声称资本主义能够创造出一种更有吸引力的社会和生活方式。其实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应该承认这些是整体论的观点，进而挑战和辩论。
任何关于经济模型所依赖的基础假设的严肃讨论，总是为弗里德曼和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地。[⑥]他们认为只有模型的预测才是有意义的，而非其前提假定对一个声称在做出选择时总应当充分利用一切信息的流派来说，这样的姿态无疑相当奇怪。而考虑到他们在重大问题上鲜有成功的预测，还曾因为把预测失败归咎于无法进行控制变量实验而有过一段臭名昭著的时期，这种姿态就更为奇怪了。
综上所述，中国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结构、社会网络和实际存在的(de cto)社会理论已经而持续地(甚至有点草率地)倾向于将中国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推向。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致力于提出一套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同时能为通向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铺平道的理论。天平两端的两个目标(社会主义与增长)的重量摇摆不定。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时期(比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五年计划)，促进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毛主义时期，更多的注意力则投向了培养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与经济增长)和对于现实的不同假设，使两个阵营的理论家将注意力放在了不同的问题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研究国有企业被到的低效率，将社会主义描述为商品市场上的“短缺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研究“产业后备军”的艰辛，将资本主义描述为“劳动剩余经济”。
尽管由于尚未阅读足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我在作此论断时并无十足信心，但是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确实有这样的印象：它倾向于强调哲学的、定性的分析多于经验的、定量的分析。这种特征描述(和潜在的)可能有点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没有做过新古典经济学家做过的那种市场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做经验分析的工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曾为制定经济计划而构建过投入-产出模型，也曾对经济体的不同部门做过详细的制度分析。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的多重目标(研究经济结果及其在社会发展方面更巨大的反作用)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于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成本最小化问题，没有像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给以太多的关注。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明确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且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其将经济讨论置于了一个更为宽广的社会语境中。[page]
这一部分被分成两小部分。3.1节讨论促使中国大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教育的国内因素。3.2节讨论促进新古典主义扩张的国外影响因素。本文的第四部分则给出了关于在中国新古典经济学如何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的历史描述。
有9个主要的国内因素与1978年后新古典经济学愈发受到欢迎的趋势相关：(1)中国经济中一些遗留的长期问题要求引入新的分析方法;(2)经济学家被认为在处理市场经济方面具有更好的专业知识，中国知识也渴望与经济学家一样参与国际性的经济学探讨;(3)一些在1949年前曾在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中国老经济学家渴望能与同仁们重建学术联系;(4)中国对于如同价格与利润等市场术语的越发熟稔使剩余价值和矛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显得过于矫揉造作;(5)新古典主义理论借用数学形式而使自己的外表显得极为科学;(6)中国的经济学学者和学生们渴望去美国学习/或者在外企中工作;(7)在中国，新古典主义的训练被外资企业视作价值观上不再商业的标志;(8)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声望下降;(9)新古典经济学的可信赖的亲市场的思想迎合了中国内的市场化的者。下面的讨论将对上述现象更详细地逐一说明。
中国经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临的经济问题使中国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趣逐渐增加。对此，本文的第四部分给出了历史的叙述。
1978年12月在决定采用更多的市场机制的决策之后，似乎对很多、地方经济决策者和学生来说，聆听经济学专家的、学习主流经济学理论成为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从更广的跨度上看，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现在。正如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告诉我：“尽管经济学家竭力捍卫剥削，但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经济增长，因此我们也可以向的经济体学习”，所以也要向经济学家学习。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邀请美国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赞助一次由许多声名显赫的美国经济学家组成的代表团来中国旅行，来规划未来的经济学交流。此代表团的报告指出，中国人对于获取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兴趣浓厚。中国人尤其对计量经济学技术、公共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就与提升企业效率有关的部分而言)感兴趣，或许还包括关于贸易与经济计划的理论。[⑦]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几乎所有中国大学的经济学家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绝大部分而言，仅有在1949年之前受过学术训练的人仔仔细细地学习过经济学。当他们退休之后，就鲜有人能够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提出有足够见地的评价了。这个真空最终被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赞美之词填满了。
世界银行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的变化史，说明了1978年12月以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从专家那里获取经济的毫不衰减的兴趣。在1980年再度加入世界银行。在的头十年里，世行的被中国的领导人十分热心地采纳，世行1981年对于中国经济的千页评估书和接下来的 1985年的进一步研究被广泛地传达，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一些高级经济学家和官员参与了几次世行组织的会议，比如1982年的讨论东欧经济的 “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讨论宏观经济学以及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巴山轮会议”。世行在关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讨论中下了大力气，尤其是1986和 1987年的课程。如和这样的中国关键领导人似乎对于世行的研究和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⑧]
许多关于80年代中国内部对经济政策的探讨的历史文献都表明，通货膨胀差不多始终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担忧的头等大事。这种优先考虑可能反映了对于40年代末濒临时的恶性通货膨胀的致命效应的记忆，也反映了当代中国对于通货膨胀的性。无论是毛时代还是时代，经济的脉搏总是被定义成这样一种循环：经济扩张，通胀压力，收缩性的抑通胀政策，新一轮扩张，更大的通胀压力，更进一步的收缩，如此循环往复。，尤其是和，似乎相信新古典主义的方和计量经济学技术在理解和应对通胀时会特别有用。(邹至庄 1988,9-11，Bottelier 2006,21)世行通过参与对1993年在州的剑桥市和在中国的会议的赞助来回应了的这些忧虑。两个会议中的后者使中国制定了当面临的通胀压力时，应当控制地方上信贷创造能力的政策。(Bottelier 2006, 17-25)[⑨]
对面临着某些实际规划问题的中国的计划制订者们而言，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方面可能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于几乎没受过什么社会理论训练的线性规划人员来说，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或许是一件颇为容易的事。高级计量经济学可能也被认为对很多领域的经济学家都可能非常有用。
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大学基础设施在中受到和削弱，余波之一可能便是导致了某些领导层人员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的态度。对于大学的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尤其具有性。[⑩]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经济分析技术总是带进来更广的意识形态的弦外之音。
在，1980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代表团从中国返回后称：“有一大批四五十年代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的中国经济学家，他们有着独特的紧迫感，去更新与知识的联系，去重拾学术理论，去帮助培养年轻一代的经济学人才”雅各布森和奥克森伯格指出，“这个年龄段的中国经济学家们积极促进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的活跃会员。”[11]几年以后，邹至庄评论道：“从1984年开始发生了一场复兴，即那些五十年代中期曾在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们研究兴趣的复兴。”(邹至庄 1994,114)
和我交流过的人当中，有几个人指出，日常生活中用的词语越来越多涉及到市场经验，而运用价值、剩余价值、矛盾等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似乎越来越像一门。像供给和需求这样的与经济学相关的概念在解释短期市场运行时的实用性，更加强了这个趋势。这几点为人们进一步接受新古典经济学构建的更加复杂而难以立刻接受的思想扫清了障碍。[12]
现在这个趋势仍在继续发展。我对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的印象是，新古典经济学被认为是有经验基础的，以实践为导向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基于哲学，以意识形态为导向。[13]
当中国学生留学海外学习经济学时，他们的比较优势在于数学，而在英语技能上他们相对不足，因此他们集中于数理经济学的研究。在专攻计量经济学和数学建模后，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在这方面教学和出版著作，并在回国时为这部分经济学内容制定了规范。
更重要的是，数学语言给了新古典经济学一个非化的、科学的外表，这让人易于相信它。数学语言吸引人的原因部分在于它与中高的、反智主义的辞藻截然相反。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工具的主流地位得到了维持。这得到了中国主要学术刊物的审稿人和学术机构的肯定。举个例子，要想在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不大量依靠计量经济学的文章，是十分困难的。[14]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院长本科都是数学专业毕业的。在更高层次的机构，很多中国现任领导人都是工程学出身的技术官僚。新古典经济学与工程学模型之间表面的相似性，在他们看来或许相当具有吸引力。
关于中国经济学界的“数学拜物教”，1995年宋龙祥的博士学位论文体现的再清楚不过了。[15]他写道：
“詹姆斯布坎南，诺贝尔获得者，写道：经济学家能从数学那儿学到的就是语言。保罗萨缪尔森，另一个诺贝尔获得者，更加深刻地提出：数学本身就是语言。”(2)
“从二战开始的对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增长的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严密的数学和统计学工具的应用。”(24)
“相比中国经济学家对数学的抵触，[16]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使用很多高级数学工具，如现代逻辑学、拓扑学、线性动态规划以及博弈论。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从二战开始的对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增长的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严密的数学和统计学工具的应用。”(156-157)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学生对赴美留学有了浓厚兴趣。美国经济学研究生学位对在中国的名牌大学获得教职常有用的(也几乎是硬性要求)。美国文凭在进入外资公司工作时也很管用。在美国经济学教育领域，几乎所有的入学考试以及课程都要求参与者接受过新古典主义的训练。
与我交流过的几个人描述了普通的中国大学生们，特别是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他们一心追求财富。很多中国学生似乎相信，学习新古典经济学能帮助他们在中国公司中谋求一个好的工作。传统上，中国高中生在进入大学时要选择一门主修课程(或者至少一个学院，如经济学院或商学院)。这种安排趋向于加强实用主义的、职业导向的教学方式。
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或许的确可以帮助学生获得薪水相对较高的工作，但是这种联系可能不像大多数学生相信的那样必然。与我交流过的一位教授认为，学生们在他们的商务工作中很少应用课堂上学到的经济学知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经济学)。他认为，雇主把掌握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种筛选机制，用来测试申请者们一般学习能力和对商业价值观的认同，而不是把经济学学位当作对技能掌握程度的证明。
为了平衡这个印象，我试图在中国大学生身上寻找与物质自利相反的理想主义色彩。迈克尔桑德尔有关伦理学的校园在中国的流行表明，他们也许还保留着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弗里德曼，2011)不幸的是，我的中文水平不足以理解这一现象。我认为，学生们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将趋向于增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兴趣。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新”，但是与我交流过的经济学家中，几乎没有人认为新对经济学院系和经济学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位受访者认为，对非新古典经济学的探索在博客上将比在经济学课堂上更加活跃。他希望互联网引领更多元化的经济讨论。
对于一些中国学者和社会团体来说，经济学代表着与过去的，与这一实践的。正如在一些传统社会成为徒一样，经济学代表着身份的改变，意味着“与时俱进”。市场的“新音乐”，在学术界中就变了“现代性”的回声。
也许，在中国推动新古典经济学扩张的最强大力量，就是察觉到它在围绕经济体制的斗争中是一件有力武器的。正如接下来3.2节所写的，经常通过宣传与保守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会面，来传递他们对“市场化”的支持的信号。最值得注意的两次著名会议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分别于1988年和199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做法被后来的私有化的支持者们故伎重施，他们利用WTO的“条款”来削弱国有企业的地位。[page]
影响来源 至少有四个外部因素积极地推动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扩张：(1)如同早期的传教士一样，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EA)和(2)几个基金会希望与中国的同仁分享他们对线)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机构也相似地希望与中国决策者共用同一种表达线)和国外投资者希望在中国发展一种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能与他们对互惠互利的观念相适应。尽管这些国外影响都是被国外利益所驱动，它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受到了中国的欢迎。诺顿惠勒将这一现象称为“被邀请的影响”。[17]
美国经济学会在使中国转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调动了学术机构和诺贝尔获得者的，取得了为中国扮演专家顾问的角色。它还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学专业。
有很多经济学家与美国经济学会的行动有关，而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位。邹至庄在中国出生并长大。[18]他在1955年获得了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那儿他曾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生。他在1981年到1994年间主持美国经济学会的中国经济学交流事务委员会。他在 1985年到1994年也曾是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美国委员会的联执，该委员会由福特基金会创建，为美国经济学会在中国的活动提供关键性资金支持。 [19]
1979年，中国社科院作为东道主接待了来访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代表团，中美经济学界的重要对话由此重新。美国方面的访问安排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协调。在访问期间讨论的主题有：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大学经济学课程，经济学教科书，以及中国经济研究组织。未来中美之间经济学家互访的计划也被制定了出来。计划小组的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国经济学会指定。(CSCPRC 1980, p. 3)。美国代表团特意要求美国经济学会参与。(p, 8)
在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学会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在中国帮助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班和巡回。[20]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在1984到 1986年由邹至庄教授组织，教育部协办的夏季系列研讨会。(邹至庄 1994, 40)这个研讨会的设计旨在向中国经济学家介绍新古典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重点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研讨会由中国经济学家和最优秀的中国经济学学生参加，共50到100人。这些学生为了获得研讨会的参加权，经历了两轮复杂的筛选过程。在1984年的研讨会结束时，邹至庄与国家进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会面，他认为这“表明中国认同现代经济学。”[21]
邹至庄教授和美国经济学会最重要的创举，可能就是建立了把中国优秀本科毕业生输送到美国完成博士学位的项目。这个项目于1985年至1998年间运行，而该项目的毕业生最终重新定义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邹至庄 2002 358-359)邹至庄设计的选拔流程明显偏向于那些拥有自然科学、数学或工学背景的学生。(邹至庄 2000, p. 53)两个资格考试考查数学技能和对一本经济学教材的掌握，这本关于中国经济的教材是邹至庄教授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编写的。[22]
1985年，由福特基金出巨资建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美国委员会。 (邹至庄 1988, p. 7)。委员会由邹至庄和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任。除了资助中国学生参加留美博士项目以外，这个委员会还举办夏季研讨会，资助集中学习新古典经济学的为期一年的研究生训练中心，为中国教授提供访问学者项目，以及一些研究项目。
在1984年5月，邹至庄与一些想要建立一个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团体的学生们见了面。这次会面在梁衡家举行。梁衡是《之子》的作者，这本书是关于中恐怖事件的第一手资料。随后的1985年的会议有50多名学习经济、管理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中国学生参加，建立了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学会 (后更名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邹至庄 1988, p. 11 )到1990年这个组织已有拥有300名、每年一次的会议以及一份刊物(《中国经济评论》)。它成为了美国社会科合会的一部分，而美国社会科合会是由美国经济学会在1992年创立的一个组织，并在每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组织学术研讨会。我参加过几次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一次是在2011年1 月在丹佛举行，另一次在2011年6月在举行。尽管很难描述一大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似乎受学派的影响尤深。
对于基金会在中国的活动，我尚未做详细的研究，所以我乐于接受它们在中国经济学教育领域的活动的信息。目前为止，我发现的在中国推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金会有以下几个：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我怀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朝圣山学社可能也对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扩张有所贡献。与这些基金会一起发挥作用的还有其他许多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支持国际留学生在美国进行研究生学习，以及全球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一些团体如加图研究所 (CATO)[23]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赞助了与中国经济学家的联席会议和讨论，这些讨论推动了对新古典主义问题的分析。亚洲基金会资助了中国学者访问美国，并建立了图书和专业期刊图书馆。[24]斯隆基金会，卢斯基金会，一些教组织以及美国也支持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经济学。也许最大的资金资源来自于美国大学提供的学金。美国也出资在大连建立了一个管理培训学校。
以下关于我所强调的两个基金会的讨论，是为了描绘这些基金会在“植入式知识”时所扮演的角色。我使用这个词来代指依附、根植在更大的概念框架上的功能性信息。一个关于植入式知识的经典例子就是通过阅读教典籍获得的写作技巧。在经济学界，一个例子便是使用新古典主义的话语和潜话语解释的计量方法。
福特基金会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指出：“福特基金会有意识地推动对中国的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的领域的发展，对其“”政策做出了贡献。”(兰普顿等 1986, 79)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该基金会与邹至庄和其他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紧密合作。该基金会也是以下项目的主要资助人：邹至庄夏季新古典主义经济研讨会 (19841986)，80年代在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年期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生课程，赴美学习经济学的博士生学金，以及中美经济学家间的合作研究。[25]福特基金会也在农业经济学方面资助了一些研究和培训。(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26]
和邹至庄一样，德怀特珀金斯是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的中国经济教育与研究美国委员会的联执(CEERC)， (邹至庄 2000, 53)他描述了博士生学金项目的目标。我全部引用了这部分内容，因为他的评论表明了援助项目背后的“建筑术”(architectonic)式的动机。
“它们将使中国毕业生准备好到国外，主要是在美国的大学，接受严格的研究生课程的训练。这方面的主要项目是每年训练经济学研究生，规模从最初的 50人扩大到后来的100人，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确实都到美国继续深造了。我们相信，这些学生一般要在美国花5到6年的时间，然后回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到了90年代初期，我们期望每年能有50到100名经济学博士回到中国。如果当中能有三分之一回到名牌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这些名牌大学的经济学项目将会迅速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一旦发生，它们将进一步影响那些一般院校。在10年或最多20年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将会被这些受过经济学训练年轻人军团。他们进入决策层的时间则需要更多的时间，主要是因为进入决策层的都有一头灰白的头发，至少在80年代的中国是如此的。”(珀金斯 1999)
尽管中国博士生一开始对回国缺乏积极性使这一进程有所延后，最终这个项目还是如设计的那样发挥作用了。美国国家科学院有关美中教育交流的研究表明了类似的成功：
“部分是因为不断增长的学术交流，部分是因为中国比过去更易获取的出版物，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对经济学的了解不断增加中国的学术期刊现在的文章经常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计量或线性规划方法。经济学家们发现，中国的同行们在研究技术和前沿方向上与日益兼容。从长远角度看，这个发展趋势将使中术交流更有成效。”(兰普顿等. 1986, 147)
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 CIPE与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和福特基金会在几个“植入式”经济学教育项目里有合作。此中心的内部通讯(Economic Reform Today: Number Four 1999)写道：
“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构成了市场化的特殊障碍。关于私有企业和私有化的公开讨论在传统上是被的，便是其表现。尽管有气候的挑战，私人组织和智库基金已经成功在过去几年中组织了一些活动，并在国际私人企业中心的支持和合作下，借此推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CIPE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就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CES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它向数以千计的学生传授关于市场的经济学，并且影响了许多高级政策制定者。CES的活动对在中国建立新的私人团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中，CIPE开始资助一些新的机构，如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有了全国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的资金支持，CIPE与CES在中国的8个项目上展开合作，这些项目在塑造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对私企的认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并重新促进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经济学家回国。”
这份报告列举了CIPE支持CES的其它活动，包括赞助关于市场经济和商业管理书籍以及经济学会议。对于CES的一些旨在让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者回国的项目，CIPE予以了支持，这可能是CIPE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扩张最重要的贡献。正如以上提及的，尽管邹至庄-美国经济学会-福特基金会项目已取得了成功这个基金会旨在吸引最优秀最聪明的、有数学头脑的学生赴美留学但几乎没几个人选择回国。在一份对CES的回顾中CIPE要据此决定是否继续对CES提供资金支持德怀特珀金斯总结道：
“来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并没有回国。一度有约30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他们要么已经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要么即将获得。这 300人中，当时只有一个人回到了中国任教或进入机关、学术机构工作。正因为如此，CES曾经只是一个尝试着适应美国生活的年轻中国经济学者的小俱乐部，而现在，它离这个角色开始有点远了。CES逐渐变成了一个主要目的是让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现状保持了解的组织CIPE支持CES举行的会议虽不是造成这一趋势的唯一媒介，但确实是最关键的媒介。CES本身的存在以及它创造的联系网络，则促进了这一过程在我看来，如果CIPE迄今对CES的资助没有用来干别的，只创造了一种让二三十个经济学家回国的氛围，那钱花得才算是值得的。”(珀金斯 1999a, 2-4)
珀金斯接下来讨论了由CIPE资助、CES主办的有关市场经济的会议对中国市场取向的正面但难以估量的影响。然后，他推荐通过CES的渠道，支持那些像加图研究所或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那样具有保守的主义传统的中国机构。他写道：
“我所设想的研究院和智库，是像CCER[下面马上会加以介绍]和天则研究所这样的CES将继续成为这方面努力的协作者。出于性的考虑， CES也可能发挥这样一种作用：让大部分资金，包括为一些中国机构的活动准备的资金，通过它的渠道来流动。”(珀金斯 1999a, 10)
田国强的职业生涯展示了这些由CIPE和其它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和专业轨迹。田国强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获得了数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因为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他在1986到87年获得了艾尔弗雷德P斯隆博士生学金。在1992年，他接受了国际私人企业中心的78000美元赞助，项目的名称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项目”。他在至少十年间也得到了每年5000美元的资助，这笔资助来源于农工大学私人企业研究中心 (Texas A&M Private Enterprise Research Center)。
田国强著述颇丰。他已经是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也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最近又成为了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 (他已经利用他作为院长的便利在学院内强力推广新古典经济学。
由于CCER和天则研究所的活动很好地体现了基金会在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思想演变方面的间接影响，这里将它们的历史概述如下：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CCER如CES一样，在为中国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创造学术共同体方面十分活跃。正如下面将详述的那样，CCER已经培养了研究生，组织了重要的会议，编写了一系列的教科书，出版了一种重要期刊，着一个数字网络，还网罗了一批研究人员。1994年，CCER于大学创立，它得到了福特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启动资金和后续捐赠。(林 2005, 5)至少到2000年为止，它仍继续从这些组织处接受可观的资金支持。(诺顿 2002, p. 629)CCER由1994年的6名发展为2005年的27个，并在2002年被诺顿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智库(629)。这个中心是林毅夫智慧的产物。CCER折射出林毅夫 “有中国特色”的大学风格。[27]林毅夫在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28]这个中心也留下了另一位共同创始人张维迎的痕迹。张维迎深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并且以凯恩斯主义而闻名。2010年前，他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29]
CCER被设计为中国经济学部自觉的散发着美国的指。2005年，中心26名中的24位拥有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其他两人的博士学位来源于英国和日本。中心也被设计为促进中国市场化，而且“在建立之初就参与了中国几乎每一个政策讨论” (林 2005, 8-9)
在教学领域，CCER提供经济学辅修、主修、硕士和博士学位，2005年时有2500名学生修读这些专业。教员们已编写了14种经济学、管理学教材(林 2005, 8)。教员们也被授权 “按照美国模式，尤其是模式”重新设计北大的经济学课程。[30]
CCER为来自其它大学的教员们提供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高级培训项目。2005年，它成为了中国国际MBA项目第一名(根据《财富》的排名) (林 2005, 7) ，还与大学共同进行一个排名靠前的金融硕士项目(同上，7))它也发起了针对女性经济学教员和中国内陆地区教员的特别培训项目。
CCER试图通过对记者和官员进行特殊的经济学培训，来影响对于经济政策的讨论(同上，9)。正如林毅夫解释的那样：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塑造中国和未来发展方向上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记者们是塑造的关键。从1999年起，CCER与《财经》中国一本顶尖的半月刊联合设立了10项助学金，专门资助杰出的经济和财经的记者、编辑来CCER学习。助学金提供三个月精心裁剪过的经济、管理和深层次财经新闻课程。”(同上,2005, 11)[31]
在这块研究领域中，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创作出版了超过70本书。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包括AER在内的顶尖的新古典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过49篇文章(8)。此研究中心还创办了一个同类的期刊(《中国经济学季刊》)，还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论文集》(研究生项目)和一份针对公共政策的新闻通讯。据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2005年每天的访问量高达22,000次。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其他机构中的经济学家一直维持着积极的互动关系。譬如，世界银行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赞助了一个访问学者的项目，解决了到 CCER访学人员的住房问题。在汇丰银行的资助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赞助北大开办起一年一度的诺贝尔获得者。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资助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又主办有关美国-中国-全球经济课题的年度会议(13)。自2001年起，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赞助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并且这项年会“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学家们最大规模的盛会”(13)。
从声誉与作用来看，有着“最好最聪明”的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功，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已成为中国的新儒教，至少在经济思想方面的确如此。就像林毅夫所说，“起初，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只有两间很小的办公室现在，它坐落于一个美丽、宽敞的皇家园林这种改善反映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持续发展。”(5)
天则研究所 天则研究所在茅于轼的指导下于1993年创办。用诺顿的话说，它“一贯是对化的积极鼓吹者”(诺顿 2002,630)。它“不仅与许多国际私人机构有着合作的关系，例如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中美总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等;而且还与不少国际公共机构有着合作关系，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天则网站)。
国外对中国新主义智库的支持看起来相当广泛。2009年胡佛研究所的《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报道：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从诸如福特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等国外基金会和国际组织中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支持，而且这并非个例。中国其他的许多研究所和智库也已接受了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基金会的支持为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规范接轨所付出的长达二十年努力，现在终于开花结果以中国经济学家 50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CCIE为代表的海龟新兴智库，构成了一次重要的发展定期(来自海外深造的)归国人员推动了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议程和研究手段的形成也是中国和政策讨论的(李 2009,16-18)。[32][page]
之前已经提到过，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直接影响始于1980年，即中国表示它对重新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感兴趣之后。这项决定是中国领导层更宏观的决定更多参与世界贸易的一小部分。[34]
对中国加入世界银行的讨论是在最高层次进行的，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的会晤为标志。作为更多贷款的前提，世界银行要求对中国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以便评定中国的发展需求。这项研究似乎受到了的欢迎，也得到了中国研究人员广泛、积极的参与，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总理。 [35]最后世界银行上百亿美元的贷款也使得中国成为了世行资助的最大接受者。[36]
这份1000页的研究被翻译成汉语，并被指定为经济学教员必读文献(鲍泰利,2006,7)。它在中国得到广泛，在书店内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买到。世行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彼得鲍泰利(1993-1997)把对经济分析著作的放松看作是一次出版业的“突破”(鲍泰利 2006,7)。[37]这份报告为中国的经济讨论创造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以此为开端，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参与全球性的新古典经济学讨论。 [38]1985年的另一项重要研究产生了相似的效果。(鲍泰利 2006,9-10)。[39]1993年，一份由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撰写、发表在上的长达8页的对中国宏观经济状况进行分析的文章被送到时任副总理后来成为总理的手上。(B-22-23)。1995年3月，世行派出一个研究小组到中国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SOEs)。这个小组允许外企进入，令其在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以引入对国有企业的市场约束。(王 2011,457)。这项研究似乎获得了的支持，为决策圈中私有化的支持者提供了更多的弹药。[40]1997年行赞助举行的研讨会上，即将就任总理的曾，“加大能源、通信等基础工业和银行等服务业的力度”。(王 2011,459)
从1981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开始，在中国成为其最大贷款者过程中，世行资助了一大批中国的发展项目。(鲍泰利 2006,3,15)[41]世行还通过以下赞助来设定关于中国发展的讨论的基调：(1)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所;(2)为高级经济学家在大学设置的很有影响力的一年期培训项目;(3)一个与中国经济学家积极协作的研究方案(包括对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支持)[42];(4)一项积极的中文经济学著作出版项目;(5)诸多经济学会议。(Lim 2005,103-105)[43]这些活动的中国参与者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日后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赞助了一些类似的活动，把经济思想注入中国经济学界，但力度略逊一筹。雅各布森和奥克森伯格写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自1985年的活动包括开始了一个出版IMF资料的计划(当时在中国境内)数量众多IMF专家前往中国授课，许多中国青年参加在举办的研讨会和课程学习1982年的一次展望世界经济的会议(122)一项技术援助计划评估由中国人民银行已用和可用的货币工具1986年在中国开展的探讨宏观经济学、管理学、增长和国际货币基金角色的重要学术报告会(124)，还有1989年帮助中国通胀的重大行动”。(125-126)
世行还在中国的大学中协助建立经济学机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行已经同意为中国的教育界安排总计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和现金支持，但是这些资金大部分是用于科学技术项目。(兰普顿 1986,243)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项由世行委托的研究指出了中国教育界的经济学教科书和大学经济学课程中存在的不足。[44]结果，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在大学开设的课程中增设更多的新古典经济学课程，同时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编写与美国所使用的教科书类似的经济学教材。(邹至庄 2000,53;邹至庄 1994,50-51)
许多观察者声称中国在与世界银行合作时了自身的智力性。我所接触到的世行对这段关系的历史描述，还是尊重了中国寻找自己的经济发展道的愿望和能力的。世行在公开中国的问题上一直比较谨慎，没有像IMF直接呼吁结构性调整(即在拉丁美洲实施的一套新主义政策，注)。基本上踏着的是中国韵律，而非所谓的共识的激烈鼓点。另一方面，支撑着世界银行的想象力的理论话语体系，或者更广说，新古典经济学，显然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的经济思想当中。2008年CCER主任林毅夫被世界银行任命为首席经济学家时，故事便了。另一个在美国学习过的中国经济学家朱民则在2011 年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
美国的政策同样支持了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扩张。比较明显的手法有为教育交流提供财政支持，鼓励世界银行努力推进新古典的分析，[45]为中国的学术会议提供资金，支持式商业教育，比如说支持大连的一所管理培训学校(珀金斯，Sept.1999)。研究美国国务院的文件以查看他们是否存在明显的努力在中国提高新主义的影响是饶有趣味的，方法之一便是分析当中涉及学术的报道该从20世界40年代起就活跃于中国了。
我不会惊奇于发现美联储对中国货币理论和央行政策产生的重大影响，后者明显带有货币主义倾向。美联储的影响是通过间接的途径起作用，例如研究生助学金，邀请中国银行系统的代表团赴美考察，以及联储前雇员回访中国，等等。研究联储是否有更正式的针对中国受众的项目，是十分有趣的。在美国，美联储拥有一个庞大的研究和公关项目。免费的联储出版物充塞着全美各个经济学教研机构的书架。举例来说，我们的大学经济系共用室里，至少陈列着8份联储的期刊。根据我的了解，这些分析一边倒地是新古典主义的，并向货币主义倾斜。[46]
我并没有做过太多有关商业活动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影响的研究。潜在的影响渠道可能包括向经济学和商业会议、智库、大学院系等提供资金支持。许多学术经济学家热衷于商业咨询工作或者直接参与创办企业。作为和外资流入的直接后果，会说英语的倾向于商业的合伙人极其短缺。邹至庄表示“好的经济学家在咨询方面也做得很好”(2000,59)。我的表明，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成为了富有的新公司合伙人。这可能构成支持私有化的诱因。具有意味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公开场合经常声讨中国的管理层私有化和资本主义，但在关键问题上，他们又好像十分愿意来追求更高程度的私有化 (王 2003,63)。
美国本来在东亚就有大量稳固的军事群，而且日常就出于高度的战备状态，这些地存在是用来围堵中国用的，打一个小国是足够的，这还不够，美国还派两艘航母、一艘核潜艇作为配属，形成了兵临城下的态势。可以说，美国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美国将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是否开战，一把锋利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已经悬在朝鲜半岛上空。
已经发生的新中国工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只是分为上下两个半程。这一点好理解，但是说上半程优于下半程，大家可能不好理解。另外，中国工业的经济学机理是什么？这是经济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近年来，美军对于中事力量的评价，一直从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到歼星舰时代的天顶星人之间来回跳跃。同样的，美军对于自己的军事力量评估，也是从全最强大的到不足以打赢战争的唱衰，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背后的目标，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军服，也是各个利益集团为了分到更大的军费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