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主义社会及其遗产”的公共讲座。上海社科院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一璇、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马华灵、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来到现场，就迈克尔·弗里登的《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的兴起》一书出发，探讨了主义意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的转型——如何将共同体、国家福利等纳入到自身的框架中，试图为我们厘清“新主义”（neo-liberalism）和“新型主义”（new-liberalism）二者在主张上的根本区别。
因活动实录原稿篇幅过长，我们将其分成两段发送。本次发送的是上半部分：三位到场嘉宾对《英国进步主义思想》一书的主要议题进行了梳理和概括，并为其补充了更多历史和思想史上的背景。下半部分的主要内容则是他们就新型主义的问题和缺陷、以及它的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展开的讨论。尽管存在语境差异，但新型主义所提倡的积极的国家观，与当界范围内的不同形态的政体都存在着一定联系。其所带的“强国家”倾向，也激起了三位老师间的精彩论辩。
曾一璇：各位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读书分享会，那么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些基本内容。
首先我想简要说明一下这本书书名的翻译。李公明老师之前在《上海书评》发表过一篇关于这本书的书评，对这个书名的翻译表示非常困惑，因为这本书的原书名应该翻译为《新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但是由于一些不可的原因，书名必须被更改。后来我们征求了作者的意见，他提供了新的书名，就是《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的兴起》。其实这个更换不太恰当，因为英国进步主义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大的思想潮流，当中还包括了不同的流派，新型主义只是其中一支，所以，他其实是用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替换了一个比较小的概念。
另外我想说明一下“新型主义”这个词的翻译。它的英文是“new liberalism”，把它翻译为“新型主义”，其实是为了把它和另一个“新主义”（英文是neo-liberalism）区分开来。国内对后面这个新主义应该比较了解了，它主要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的一些主张。他们主张一种最小国家的观念，主张社会福利的私有化，主张福利国家。所以，他们其实是想回到一种古典的主义，所以neo-liberalism翻译成“新古典主义”是比较恰当的。
而我们这本书所讨论的“new liberalism”是一种真正的、新的主义，因为它的许多主张和古典主义是相反的。尤其是，它反对古典主义的最小国家理论，主张最大限度地拓展国家的职能，主张由来提升人民的福利。所以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是持相反主张的。但是，因为“新主义”这个词已经被neo-liberalism占用了，所以我们换了一个译法，翻译成了“新型主义”，以示区分。
接下来我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要翻译这本书。我翻译这本书的初衷，主要是因为国内学术界对于英国新型主义以及英国福利国家缺乏了解。我们最常讨论的是英国古典主义，甚至是以约翰·密尔为代表的19世纪中期的英国主义。但是，对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国新型主义，其实国内了解得不太多。另一方面是关于英国的福利国家。我们通常认为英国是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较多地了解到英国的工业以及工业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后果。但是，关于英国如何应对工业带来的负面结果，我们了解得并不太多。我们也比较了解撒切尔的福利国家的举措，却不太清楚，其实在二战结束以后，在贝弗里奇的时代，英国福利国家的建设曾经达到一个高峰。我之前有一次和迈克尔·弗里登聊天，他就跟我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大学不需要交任何学费，但现在大学的学费非常昂贵，甚至我们作为访问学生都要缴纳几万人民币的访问费。所以，我觉得我们对那一段英国历史的了解并不太多。
而在作者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英国学术界也是相同的情况。这本书是写于20世纪70年代，在当时的英国学术界，关于英国古典主义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但约翰·密尔之后的英国主义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探讨。从当时的教科书来看，英国主义终结于T. H.格林，对于霍布豪斯则只是偶尔一笔带过。所以，当时的英国思想研究者可以说完全遗漏了对“新型主义”的研究。这也是作者写作这本书的初衷。
作者对新型主义的研究，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实际上是把英国的主义思想史往后延长了几十年，从19世纪末一直延长到20世纪初。而且有一些人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党的没落，英国主义也衰亡了。但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其实在20世纪中期的英国议程中，还可以找到新型主义的起源。虽然说1945年之后的福利国家主要是由工党主导的，但它仍然具有主义的特征。这就是作者写这本书的起源和这本书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谁是所谓的新型主义者。他们其实是英国一批中产阶级知识，他们虽然没有自己的亚文化，但他们经常在伦敦和其它英国城市的一些圈子里面活动，这些圈子包括：《国民周刊》社的午餐会，著名的“彩虹圈”，各种伦理协会，活跃在党周围的一些小团体，甚至包括“聚居运动”（这个运动也挺有名的，是指大学的学生在伦敦的贫困地区设立居所，以便体验当时贫困者的生活状况，并且试图帮助他们改善自己的生活，其中最著名的是汤因比馆，可能也有人听说过）。
新型主义不像当时另外一个挺有名的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会主义——那样想作为一个团体进入的最高层。他们主要是通过一些报刊来影响人们的思想。新型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布豪斯和霍布森，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报刊记者或者撰稿人。
这些新型主义者特别关心工业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弊病，他们关心当时存在的极端贫困、普遍存在的失业、极其糟糕的住房条件和卫生状况、完全可以避免的疾病、不完备的教育，他们也探索减轻这些社会弊病的方法。他们通过这些方式主义开始关心工业带来的代价，开始关心人民的状况，使主义开始变得具有社会意识。
从理论上来说，他们是把古典主义的核心信条，与19世纪末当时非常重要的科学和伦理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支持社会的新型主义。这个观念的融合和变革的过程，被作者称为“主义的炼金术”。
因此，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其实就是主义意识形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转型过程。这个转型的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或者四个阶段。第一个部分就是，在主义转型之前，主义已经具备了哪些核心信条，这些信条被新型主义保留和延续了下来。第二个部分是，当时有哪些重要的伦理和科学影响了主义转型，或者说对主义转型产生了非常大的促进、催化的作用。第三个部分是，主义在转型的过程中抛弃了哪些信条。第四个部分是，主义转型的产物——也就是新型主义——具有哪些核心信条。
第一个部分是主义转型之前已经具备了哪些核心的。这些包括：相信作为个体的人是的；相信人是可完善的；认为经验是和的条件；关心社会的整体利益或普遍利益，而非关心特定群体或者特定个人的利益；要进行和制度的安排，以确保个人能够在法律框架内活动，同时确保一种受限的、负责的和代议制的。作者认为，这些主义核心信条在主义转型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了。
第二个部分是影响主义转型的。伦理包括功利主义、派、观念论和经济学的转型。科学对主义转型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生物学的和有机论。这个可以稍微展开一下，其实是有很多版本的，其中比较主要的是竞争版本的和合作版本的。竞争版本的主张物竞天择、适者。这种主张认为，人类的进步是通过自然选择来实现的，所以完全不需要所谓的社会和人为的干预，因为人为的干预反而会拖缓人类进步的进程。但是作者认为，这种观点不能代表英国当时的社会思想。相反，他从霍布豪斯和霍布森的文本当中发现了一种合作的，即，不是那些最具竞争性的社会，而是最有合作意识的社会最适于。这种理论就为社会提供了一个的理由，我们可以通过为人民提供更好的东西来促进人类的进步。
主义转型的第三个部分是，它抛弃了一些旧主义的，这些在19世纪是和主义相结合的，曾经被认为常重要的，但是后来却被证明是可有可无的。被抛弃的这些要素在作者看来并不是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而是边缘的或者是附加的要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要素就被抛弃了。他提到了三个被抛弃的要素，第一个是自然学说，第二个是私有财产观念，第三个是经济、无竞争、原子论的个人主义。
通过这个过程，最后就产生了这本书所说的新型主义。作者认为，新型主义主要有四个核心观念：
第二个核心观念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一个社会事实（作者也在书中提到，这就是主义当中存在的一个社会主义因素），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一种基于相互协作的共同体概念。
第三个核心观念是，新型主义认为，主义的只能通过福祉观念才能实现，这种福祉观念的核心是个人的发展和完善，而这种个人发展和完善并不像传统主义认为的那样仅仅需要个体免受他人的，而是认为还要免于那些严重人类潜力发展的社会经济。
第四个核心观念是新型主义的国家观。国家不再像古典主义认为的那样，是对个人的者和者，不再被认为应当被在最小范围内，而是被视为个人发展的合作伙伴，国家现在被用于提供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家职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以上是我基本的介绍。接下来由张老师向我们介绍一下作者的一些情况，还有他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学说，谢谢。
张新刚：谢谢曾一璇的介绍，非常荣幸有机会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我也参与了一部分的工作，包括后来的出版。像曾一璇说的，这本书的出版也经历了漫长的波折，包括书名就改了好几次，也拖了很长时间。其实这本书应该是我们国家比较喜爱的一本书，因为19世纪的英国和当下的中国都面临了很多相似甚至是相同的社会经济问题，所以这本书我认为是一本非常有进步意义或者是积极的著作。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这个作者不像别的一些学者在中国那么有名，但是在我看来应该是大学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我和一璇也先后在待过一段时间，也经常和迈克尔·弗里登教授见面，上他的课，这些经历对我们自己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迈克尔·弗里登教授他是1978年在任教，前两年才退休，基本上把一生的学术生涯都奉献给了大学，他在退休之后马上就获得了大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励，就是“以赛亚·伯林爵士学研究终身贡献”，这是励他一生对科学学科建设和学领域学术研究作出的贡献。
这本书是他学术出道时候的一本书。如果说大家去看这本书的话，你就会看到他运用了大量原始的材料。我们知道19世纪是大量普及的年代，所以他就跑到伦敦的档案馆里，天天戴着口罩在那里翻老旧的，看当时在上进行的很多社会辩论。这本书很大意义上形成了他后来对学科的独特进这就是“意识形态”研究。我们今天一提到意识形态感情就很复杂，然后不知道应该如何确切表述和理解这个概念。
我们今天的这个感受其实是马克思同志传给我们的。我们非常尊敬的马克思常意识形态的，他认为是阶级用来的工具，带有很强的性。所以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学者严肃地、或者正面对待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但是迈克尔·弗里登，他通过重新定义意识形态打开了理论学研究的崭新领域，什么叫崭新的领域呢？就是开始研究了。这个话听起来很不可理解——学不研究研究什么呢？但是大家如果去大学的学系，如果说你去有学系的大学，你去看大家是如何研究学的？如果按照迈克尔·弗里登的标准，应该是有相当大的一批人都不是在研究。那学者们在研究什么呢？有的人在研究哲学，用哲学的方式来思考，通过非常理论化的方式来推导出一套哲学，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学的传统。另外还有就是研究历史，包括思想史的研究，把一个事，一个人放到一个具体的语境之中，强调历时性而往往忽视共时性。他说哲学和历史其实都不是学，虽然它们都和有关，因为都关心一些议题，关心一些争议问题，关心我们秩序演进的问题。但是就其核心来说，大家都忘了什么是了，所以他们希望找到一个符合这个东西，这个对象的一种研究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他说的，或者说他定义的意识形态。他重新定义意识形态不是一个负面的词，纯粹是一个中性的描述。
我们现在每天在微信发朋友圈，发微博，当你开始评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不自觉地用一些概念，包括主义。主义在中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通常大家一看到主义这个词，如果不受学训练的话，想到的就是，想干吗就干吗，这种人很糟糕，这种人没有，对自己也不加约束。当我们潜意识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同的人用同一个概念实际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哪怕大家在讨论同一件事，用同样的概念讨论同一件事，往往会发现我们心里想的那个概念的含义也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家长管孩子，孩子说“你不要管我”，他说的是你不要约束我，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想玩《王者荣耀》就玩《王者荣耀》。那家长说“好，我不管你了。”这个孩子一听不对，你这个“管”好像是要管我吃喝，这个还是要管的。我们突然发现，当我们每天都在用同一个概念表达的时候，他的含义是需要一些别的概念来加以限定的。
当我们进行思考或者是行动的时候，我们一直摆脱不了用概念来表达自己或是和别人沟通，但是这些概念随着时间的变化，历史的进展而不停发展。那么迈克尔·弗里登的核心就是来看一下人们是如何用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概念以及概念的群组的组合关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来探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面临的一些新的社会公共议题。
所以他把意识形态变成纯的描述性的东西去研究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我翻译为“概念的形态学”。比如我们都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大家都知道最核心的一个价值或者是概念就是“平等”。平等可能在社会主义里是最核心的问题，那么是什么平等呢？是实质性结果的平等，还是机会的平等，还是别的平等，还是“打土豪、分田地”是平等？我们近代史上，平等这个概念的含义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主义最核心的是，那么什么是呢？我自己在家里待着，外部不要管我，这种是呢？还是说我今天要上月球，你给我钱，你给我航天飞机，我要有充足的能力去实现我的梦想或者发展。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含义？我们发现说或者平等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堆小的其他的概念在不停的碰撞和组合。这些碰撞和组合也会涉及到我们现实当中的公共政策。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公共政策，为什么要减税？减到什么程度？这样的一些和每个人相关的公共政策背后都是有很多含义的。为什么要收税？收税是说国家要从每个人这里拿走一些，然后来建一些公共设施，提供一些公共服务，或者是去帮助一些我们社会当中自己无法很好生活的人，我们去救济生活比较贫困的人。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会运用各种概念，比如社会主义的本质，再分配的平等意涵等等。
当我们提问：为什么要把富裕省份的，比如说浙江的钱转移支付到部地区？浙江人民高兴吗？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来到这本书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这就是我们去重新思考什么是共同体。这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有边界的，并且在这个共同体当中，大家都是自己人。我们大家都相信自己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问题是面临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你的吗？比如说现在互联网上出现的爱心筹，有人说这是我的亲戚或者是我的学生，他家里什么样的不幸，或者是不幸生了重病，又没有医疗保险或者是社会保险。我的观察是说，只要背后有一个不错的单位或者是不错的大学，一夜之间三五十万就凑齐了，而没有任何社会共同体认同资源的人，你再转发，三万五万可能一个月都筹不齐。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这本书当中有非常的一章，在19世纪的英国有的人会认为，如果婴儿生下来就是残疾我们就不用管他，他就应该被淘汰掉，然后我想起了我个人研究的古代斯巴达，小孩生下来如果缺胳膊少腿直接从山上扔下去，这些人是有缺陷的，我就不能培养他，我们城邦不需要去抚养这样的人，我们只要抚养一些对城邦有用的人。19世纪有一帮人也是这么想的。你会发现我们并不把每一个共同体当中的人都当成我们共同体的人。最好可以优秀的人不停迭代，生产出越来越优秀的后代。
所以我们会想，当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拿出一些公共财政去扶贫，或者是转移到里面，包括失业保险等等这些公共政策的设计的背后，中国并不是发明人，其实都是这本书的作者描述的19世纪晚后期以来所形成的世界上的一些共识。在中世纪的时候有有济贫的功能，在中世纪的时候城市里面是饿不的，因为有在托着底。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如何把与人相关的各个方面给安顿好，我觉得这需要我们不同的社会，哪怕是不同的共同体，但是有一些事是我们要共同面对的。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太强的、我们通常理解的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是会有一些共识，这些共识恰恰是随着逐步的演变而形成的。
本书选取了非常好的一段，专门描述了原来似乎不是太关心社会，不是太关心共同体其他人的主义的意识形态如何能够把社会纳入进来，在和别的主义，比如说社会主义，比如说社会主义等的沟通过程当中不停地调试自己，最后变成一个20世纪主流的社会政策，甚至是很多国家的国策，这个我觉得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回到他的研究，我觉得也是我们国内学从学科建设上来说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就是说我们总体上是去研究的，每天好像发很多文章，虽然似乎主题都是和相关的，但是不完全是这个主题，要么是哲学的思辨，要么是历史的梳理，对于正在发生的本身人们如何去思考——这些思考不是哲学家的思考，当然哲学家可以去思考，但是更当是参与和相关的所有共同体每个人都相关的。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生活之中，我们的思想其实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当然思辨程度不同，但是这个东西是不可忽视的。
当然迈克尔·弗里登教授对事件的研究，那个时候他的优势是大量的报刊材料，如果说换作今天，我们已经不读了，每天刷朋友圈、刷公号、刷微博，这些数据一辈子都是读不完的，可能需要一些新的研究工具。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关心这个社会大部分人，或者说不常著名的哲学家或者是一两个家他们的思考，而是普通人，和每天打交道的人的思考，我们要找到一种方法去研究他们，这就是他对意识形态的研究。
马华灵：杭州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先说一下这本书，因为这是一个新书分享会。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可能会进入中国出版史。100年以后，50年以后，他们写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出版史的话，可能会写到这本书，写到这本书为什么会换一个书名来出版，从而记录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有着怎么样的出版经历。如果说你们买了这本书的话，回去要告诉你们的孩子，不要把这本书扔掉，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很曲折的历史故事。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书名改得不够劲爆，我可以提供一个更加狗血一点的例子。另外一本书和今天这本书的出版经历常类似的。那本书也是翻译的一本外文书，英文原名叫The Logic of Political Collapse，最后翻译的名字是《持续执政的逻辑》，所以这两本书是有一点类似的，有种异曲同工的味道在里面。
我自己的第一本书，今年要在出版了，为什么在，原因也是有点类似的。因为我的书里有一个关键词叫“极权主义”，这个词比较麻烦，很多出版社不大愿意出。有一次我在豆瓣上征询网友们的意见说：这个词语能不能换一个词语，有没有合适一点的？他们给了很多，比如说权威主义、全权主义、全控主义，都挺不错的。还有人提出说要不然就来一个音译吧，极权主义的英文是Totalitarianism，翻译成中文就是“托塔利塔里安主义”。我受到，觉得这个有点太绕了，我说干脆叫“托塔李天王主义”算了。我就把这个词改成托塔李天王主义了，后来出版社说不行，你这个有点像调侃，这样不行。所以这本书是否能在出版社出版仍是一个未知数。我觉得这样的出版历程是很能说明这个时代的特色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会进入未来的出版史，这本书的整个历程常有价值的。
刚刚一璇讲到了两种不同的主义问题，一种叫“new liberalism”，也就是新型主义，一种是“neo-liberalism”，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新主义。我要讲的是这两种主义的三个一般区别和三个特殊区别。一般区别有三层：首先，我要从这两个词的词源开始说起。neo的原意是指某些事情在过去就已经存在了，老早就存在过了，只不过在当代的时候我们重新复兴出来，neo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复兴古老的版本，是一种新兴的，有点像文艺复兴一样，有复兴的意思。我们国内翻译的所谓“新主义”指的就是这种，但是其实这个翻译是不那么恰当的，它是一种新兴的古典主义，曾一璇把它翻译成新古典主义是可以的，这是neo的意思。而new就是新型的，新的，不同于老版本的意思，与刚刚讲的古老版本的主义是不一样的。如果说neo liberalism跟古典主义的关系是different in degree的话，那么，new liberalism跟古典主义的关系就是different in kind。这是从词源上来讲，二者的差异。所以，接下去我就用刚刚讲的新主义来代替neo这个词源的主义，而new liberalism就用新型主义来代替。实际上，用新主义来翻译neo liberlism并不准确，因为这种主义不是新的，而是旧的。但是，由于这种翻译已经约定俗成了，所以就姑且用新主义来表示neo liberlism。
其次，这两个词在整个光谱里面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新型主义是偏左翼的，而新主义是偏右翼的。左右翼的标准就是，左翼更加关注底层的民生，关注，而且提倡福利国家，而右翼可能则是反对福利国家，所以这是两种主义在光谱上的差异。
第三，新型主义和新主义的核心差别是，新主义强调，反对福利，或者主张低福利，不要福利国家，重点是在而不是福利。那是因为它对国家有一种防范，有一种。要福利就要强国家大，而强国家大会。所以我们必须防止国家，这常关键的。正是如此，新主义主张把国家的压缩得尽可能小，越小越好，最小国家或者是有限国家，让国家就像一个看门狗一样，看好我们的家，陌生人不要进来。如果有陌生人来到我们口，那么，你就在门口叫一声，提醒家里的主人注意，这是新主义对国家的解释。而新型主义改变了，它既要又要福利，为什么呢？对新型主义来说，国家不是防范的对象，因为国家可以给我们带来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福利，所以它对国家的解释发生了变化。国家既可以防范那些陌生人入侵，同时也可以有一些积极的作用，提供积极的援助。比如说帮助贫困家庭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
首先，从哲学上来说，新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但是，对个人主义这个词语，大众还是有很多。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是认为所谓的个人主义就是自利，不管他人，就是利己主义。我个人认为这是对个人主义的一种非常常见的。但是实际上，个人主义并不是自利，而是说希望你自爱，自己爱自己。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决定我们自己人生的时候，我们是从我们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考量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当我们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也从我们自己的利益出发来采取我们的行动的；当我们发言的时候，也是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来发表我们自己的言论的。这是一种自爱，并不代表就是自利，不爱别人，这不是个人主义的核心。
第二个是，很多人认为所谓的个人主义就是离群索居，你个人过自给自足的生活，于社会之外。我们知道终南山上居住了很多隐士，他们隐居在终南山里，和做修士，。据说现在也不行了，因为房租涨价了，他们都搬出来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也是比较的。这是对个人主义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个人主义实际上并不是说要过离群索居的生活，而是说它对国家有一种距离感。个人主义认为国家不能以或者是集体的名义来个体的，所以它对国家有一种距离感。在我们讨论利益或者是重要问题的时候，个人要优先于国家，或者个人要优先于集体，你不能以集体的名义来我，这常重要的，个人主义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
我们知道国家可能会用各种方式来我们个人的空间。比如说国家要修一条，要从你家经过，把你家房子拆了可不可以。那么新主义就认为不可以，它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不能进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也就是说你修也不行，我不同意你把我的房子给拆了。世界上最龌龊的种族但是强大的时候，随时可以把你的房子拆了，就算你不同意也不行。他会说把你家房子拆了，这是对大家都好，不是对你好，而是对所有人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用这样的逻辑来告诉你拆你家的房子是正当的。这是我讲的对于个人主义的两个。
第三，个人主义有自己的社会观。它的社会观是说，所谓的社会或者是国家，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个体行动的产物，或者说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自生自发的产物，是自然成长起来的。我记得约翰·密尔在《论代议制》的开头讨论了两种观。第一种是，是机器。比如说钟表，钟表是人类精心设计的产物，它的每一个零部件，每一秒的运转，都非常精妙，它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而就像钟表一样，可以经过严密设计，井井有条，运转自如。因此，这种观点认为，是人为设计的产物。
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呢？国家是有机体，就像一棵树一样。树是自然长成那样子的，从一开始生根发芽，然后长出树叶，最后长成参天大树，它是慢慢成长起来的，而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不是说你今天晚上睡一，第二天起来出门一看，一棵大树就树立在那边了。不是这样子的，它是慢慢生长出来的。所以，是自身自发的产物，而不是人工设计的产物，这是个人主义的社会观点。
第四个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合适的方式，追求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都是自主的，而且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都不大一样。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应该是的，而有些人认为自己应该到终南山去生活，另一些人人觉得我应该到农村去，诸如此类，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每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都应该尊重它们。我们认为他们是按照自己认为适合的生活方式去生活的，你不能说那些人跑到终南山去不事生产，所以我们应该把他们拉出来强制劳动，我觉得这是侵家个人的独特生活方式的做法。尽管我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和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尊重他。
这是个人主义比较重要的四个观点。但是，学术界也好，也好，对个人主义有很多，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做出。
但是，从新型主义的角度来说，他们倾向于否定这样一种个人主义，他们强调的是所谓的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又不一样。他们的集体主义是从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这本书当中的第二章就谈到了共同体是怎么产生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叫霍布森，霍布森是这样论证的。第一点就是，所谓的私人财产不是个人完成的，而是大家共同合作的产物。比如说我们在美团网上点一个外卖，我们付了钱。美团网上的钱不是美团上某一个人单独完成的，而是大家一起合作的结果。比如说我先通过订购，美团网那边接收了钱，还要外卖小哥来送，整个链条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很多人一起共同来完成的。因为这不是你一个人完成的，是大家合作完成的，所以这里的钱有一部分是属于社会的。这个时候，假如说有某一个人的生活出现了危机，比如说得了重病又没有保险，他缺钱。那么，国家就可以通过征税的方式，把那些原本属于社会的那部分钱给拿走，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新型主义所谓的福利是这样产生的，共同体的观念是这样产生的，这是霍布森所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他认为垄断是需要的，为什么呢？垄断就是说你把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给拿走了。如果你通过竞争，本来可以拿到100块钱，但是由于你垄断了这个行业，所以你了其他人进入这个行业的可能性，这样你就把本来属于其他人的钱拿到你自己的口袋里面来了，而这是不应得的。所以说，你的钱有一部分应该是属于社会的，这样国家就要你，把你的原本属于社会的这部分钱拿走，给真正需要的人。如此一来，共同体的观念就产生了，福利的就进来了。比如说书店，当当网和亚马逊就涉及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其实应该出手这种恶性竞争的。因为它们的定价远远低于市场价，而这样就导致实体书店无法。这个时候，反垄断法就应该介入。比如阿里巴巴这样的巨无霸，其实已经垄断了很多不同的行业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这种垄断。再比如说最近的共享单车，很多时候就是在烧钱，不断有资本注入。像阿里系和腾讯系就是在不断地烧钱，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最后就是看谁先倒，小黄车倒了，摩拜就起来了，最后就是一家垄断。一家垄断之后对市场常不利的，它把本来不属于他的市场份额给抢走了，这不是正当的竞争，这种垄断是有很大问题的。
所以，霍布森是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论证，为什么国家可以通过征税等手段来提取原本属于社会的钱，然后再分配给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比如说扶贫。我个人认为，霍布森的第一点论证其实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我是不大认同的。霍布森论证说，私有财产不是个人完成的，而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当然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社会合作的角度来说，未必如此。比如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完成一件事情，这个钱不是我一个人赚的，而是三人一起赚的，因此，国家应该拿走一部分。我把钱给了国家。但是国家把钱拿走以后，未必是用来扶持我们这三个人的，它可能是用来扶持在座的其他各位的。那么，我们这三个人就有意见了，凭什么我们三个人创造的价值要分配给第四个人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论证是有一定的漏洞的。
我可以提供一个从洛克的自然理论出发来论证这个观点的思。洛克的论证是从人对于自己的人身拥有所有权出发的。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然后我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去劳动，这样，我们对自己的劳动就拥有了所有权。在自然状态下，树上的苹果是共同财产，不是某一个人的。我通过我的身体把劳动加在苹果之上，我摘走了这个苹果，那么这个苹果就是属于我的。但是，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一开始这个苹果不是我的私有财产，而是共同财产。即便我通过劳动拿走了这个苹果，从而使这个苹果成为我的私有财产，我的私有财产其实还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我自己的劳动，一部分是作为共同财产的原来的那个苹果。我凭什么把共同的部分呢？所以，这个共同的部分是属于社会的共同财产，是人人都共有的。这个时候，国家就可以把这个原本属于社会的共同份额拿走，然后再分配给其他有需要的贫穷劳动者。这是我的思考。
这是我讲的新主义和新型主义的第一个重要区别，即前者倾向于个人主义，而后者倾向于集体主义。
第二个区别是它们对的理解不一样。新主义强调消极，而新型主义主张积极。我们知道,麦卡勒姆(Gerald C. MacCallum, Jr.)有一个著名的公式：Xis free fromYto doZ。其中，X是人，Y是障碍，Z是采取行动。因此，就是我们这些人摆脱了障碍Y，从而采取行动Z。实际上由XYZ三要素构成。消极强调的是X与Y的关系，因此，所谓的消极就是我们这些人X摆脱了障碍Y。消极的障碍指的是人为的障碍，是他人的干预，而所谓的他人干预，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干预。所以，消极的重心是防止国家侵入私人领域。因此，新主义认为，我们有一个神圣不可的私人领域，那就是自然的领域。国家的不能任意个体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把里，这就是所谓的消极。因此，消极的目标就是要把里，把国家去，把个体放出来。
而新型主义则转变了思，他们主张所谓的积极。也就是说，他们强调Y与Z之间的关系。所谓的积极，就是我们这些人X采取行动Z。但是，如果你要采取行动的话，你就必须要具有能力，而其中一个重要能力就是你的财产。你有钱才能去采取行动。比如说，我要拿走面前这本书，那书店肯定不干了，因为我没有付钱。我肯定要先付钱，才可以拿走这本书。因此，首先我要有钱才拥有拿走这本书的，否则就没有个人，所以钱常重要的。但是穷人没有钱，这样他们就无法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所以，新型主义经常古典主义，你这种所谓的没有干预的指的就是让穷人饥饿至死的。古典主义的大问题是，国家不干预穷人，让他们饿着，饿死也没有关系，但是这种常的。所以，新型主义认为，国家要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福利，提供生活必需品，这种积极观才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经济能力。
但是，这种积极有一个烦。如果国家要提供良好的福利，那么，国家就需要强大的资源提取能力，就会具有强大的财政能力，这样，国家就会变得很强大，变成强国家。而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表面上看，我们希望我们国家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好的福利，但是我们完全有可能把一开始里的放出来了。国家把自己的放出来之后，把个人的里了，这是比较的地方。因此，我认为这是新型主义的积极观需要特别的地方。
第三个区别是，因为它们对观的理解不同，所以它们对国家的理解也不一样。新主义主张弱国家小，而新型主义主张强国家大。因此，新主义强调的是所谓的消极国家。国家是必要之恶，因此国家扮演的只是人的角色，仅限于保障个体。国家是弱国家，是有限国家；是小，是有限。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现在美国的关门了，而且已经有两周的时间了，原因是特朗普总统想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一堵墙，来墨西哥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他要建的这堵墙需要50多亿美元，本来他说好让墨西哥来付这个钱，但是墨西哥又不傻，它干吗要付这个钱啊，所以就要用美国纳税人的钱。美国人就不干了，始终不通过特朗普提交的建墙预算，所以美国只好关门大吉了。我们中国人可能心里在暗笑，特朗普实在太窝囊了！一个美国总统居然连建一堵墙都建不了，还需要来批准，真是岂有此理。党和党现在闹得不可开交，美国上演的简直是一堵墙引发的血战！但是在人家的制度框架里，表面上美国对外是特别强硬的，但是在内部，美国其实是相对比较弱小的，很多都是需要批准的，不是总统一句话说了就算的。这个时候我们想，假如说美国是强国家大，它的预算不需要说了算，那么，特朗普就可以轻松办到这个事，可能现在就已经把墙建好了，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审批程序了。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2011年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留美史：“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这篇文章讲到，一群中国人要访问纽约。美国人就问他们：“你们到纽约来干吗？”他们就说：”我们就想看看纽约市党委如何控制《纽约时报》？”然后，人家美国人就很惊讶，告诉他们：“《纽约时报》不归美国管，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市党委。”但是，中国人不相信，也不相信，纽约市党委怎么会控制不了《纽约时报》呢？假如说美国是强国家大，那么，《纽约时报》只有两个结局：第一个就是关门大吉，第二个就是成为美国的了。尽管小有小不好的地方，比如效率低下，但是它也有比较好的一面，就是可以很好地控制，防止它。
而新型主义提倡所谓的积极国家观，就是国家不仅保障，同时也提供福利。这个时候，国家就是强国家，就是大。新型主义认为，国家不是必要之恶，不是防范的对象，而且求助的对象。因此，国家不仅可以保障个体的，而且还可以促进个体的福利。强国家、大当然有好处，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就是强国家。许多人说，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是一个强国家了，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向中国看齐了。我们知道中国建高铁速度很快。十年前还没有高铁，现在已经遍地高铁了。但是你看美国的铁，就像蚂蚁爬一样。大家去了肯定不会坐火车，因为慢死了。再比如说中国的地铁，十年前杭州还没有地铁，但是现在杭州已经有多条地铁了。但是美国纽约的地铁还是100年前的地铁，看起来非常陈旧，很多老鼠在那里爬，脏得要死，车厢里还有很多流浪汉，一进车厢就是一股难闻的味道。很多中国人去纽约，说大都市一点都没有大都市的形象，非常邋遢。他们的效率很低，速度很慢。当初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住所附近在修一条公，几个月了还在那里修，效率非常非常低。因为他们修要先审批，审批完了，工人还要严格按照8小时工作制来上班，晚上一般不能加班，到了周末还要休息。在中国，我们加班加点，速度奇快，效率奇高，感受完全不一样。
但是大和强国家也有可能蕴含着一些难以控制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的地方。新型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既要又要福利的同时，防止强国家大的？我们以为把国家关在了门外，但是国家一旦强大到一定程度，完全可能一脚就把我们的踢开，然后随意拿走我们的私人财产，任意我们的私人生活。国家要怎样就怎样，而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以为国家既能保障，又能提供福利，然而在强国家大面前，国家可能既不保障，又不提供福利。我们以为打开了通往天堂之门，而实际上我们可能只是打开了无法关闭的潘多拉魔盒。这就像哈耶克在《通往之》中所的，通往之实际上可能是通往之。我们一高歌猛进，兴冲冲地攀登的高峰，哪里想到一脚踩空，掉下了的深渊。强国家大就像怪兽利维坦，它张着血盆大口地着我们的，因此，新型主义的关键是如何驯化利维坦。
本书了关于主义思想发展的普遍观点，重新解释了许多影响了当代的之起源。弗里登认为，新型主义建立在具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的19世纪中期主义的强大观念遗产之上，但又对那份遗产进行了拓展，创造了一个社会和意识形态革新的规划，为英国现代福利的成型奠定了基础。
这套“倾向与可能”丛书汇集了迈克尔·沃尔泽、本尼德克特·安德森、约翰·邓恩、查尔斯·泰勒等当今世界的一流头脑，他们试图用历史的经验和的知识，为今天的困难提供部分的讨论，这些讨论并没有最终的结果，然而其中所蕴含的视角和线索，每一个都充满深刻的洞见和面对的勇气。我们将这些洞见和勇气集合在这里，奉献给所有愿意为当下和未来努力的汉语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