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的目标和任务，不少经济学家也为此做着各自的努力并取得一系列。在中国经济学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还须求诸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笔者认为，中国历史的人文传统将对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产生显著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经济学过分的科学主义倾向提供新的借鉴。
人文传统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但在中世纪为教所湮没，以后又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提出。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用作教和封建的武器，而当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就被弃如敝履。经济学创建之时，人文主义衰落，主义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建，经济学自然较少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相反，却沿着主义径日益科学主义道。这个过程大概可以概括为四大步骤：第一步，亚当·斯密将人的和感性分开，将经济学建立在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经济学成了经济学；第二步，李嘉图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分开，将经济学专注于纯粹抽象和演绎方法，使经济学成为非历史的经济学；第三步，后古典主义者如穆勒等将与规范分开，经济学开始摆脱伦理等价值判断，使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第四步，新古典主义者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运用边际分析和数学方法，试图使经济学成为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实验科学”。这样，经过一系列过程，经济学走入一个尽善尽美的逻辑世界，甚至走进一个数学模型构成的公式化世界，从而最终实现了去价值化，成为纯粹的科学经济学。
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方法，一方面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精密化分析和阐释，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人文价值的缺失。首先，经济学成了以物为本的经济学，而人的本质欲求逐渐消失在有关效率目标的阐释和解决之中；其次，经济学成了没有历史的经济学，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多样性消失在抽象的逻辑演进之中；最后，梦见躲藏经济学试图阐释普世主义的道理，由此了不同民族的利益区别和价值。这样一来，经济学家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理论作为了普遍真理向世界推销。而在这一过程中，原始的商品拜物教经过货币拜物教转变为资本拜物教，到了现代社会则进一步演变为“P拜物教”，从而影响了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笔者认为，为了扭转现代经济学的这种缺陷，有必要重新强调经济学的人文价值，重建人文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学是作为“舶来品”从引进的，正值中国人文传统衰落而科学方兴未艾之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引入的经济学，是作为科学经济学被直接“拿来”的，完全没有中国的人文元素。随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传入中国，成为与经济学竞争的科学。不过，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受到“苏联范式”的影响，导致主义盛行。以后，随着经济学的大规模全面引进，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向科学主义方向发展，人文传统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本身是正确的方向，特别是边际分析方法，是适应于工业化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当工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经济学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经过了“去价值化”的经济学却不能提供有效的阐释方法和解决方案。因此，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必将遭到质疑。近些年来，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呼声交相兴起，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这一问题也进入人们所讨论的线.人文之“人”：中国经济学的人本、人性假设和美好追求
中国的人文传统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即人文之“人”的方面；二是“人文化成，文以载道”，即人文之“文”的方面。就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而言，前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后一方面则体现了民族文化对经济学发展的价值。
中国文化传统讲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这里指的是人文之“人”，是本体意义上的，强调人的本质、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这样的人文视域之下，中国经济学应具备以下特点：
首先，中国经济学应是“人”的经济学。中华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形成了以“人事为本”的人本史观，“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物本”的主导性了“人本”的主导性，致使人们“丧己于物，失性于俗”，成为“倒置之民”。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立人在经济学中的，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从物的经济学转变为人的经济学。而对于国家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即“以民为本”。无论“人本”还是“民本”，其具体体现都是民生，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就是在人本史观基础上，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确立“以民为本”的政策方向，建立“以人为本”的“人”的经济学和“以民为本”的“民生”经济学。
其次，中国经济学应是“善”的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将“以人为本”的基本进一步提升为以“仁”为本的价值高度，从而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就是要恢复经济学的伦质，主张从“人性”出发建立“仁性”秩序，用“价值”来矫正和规范“”，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所以，经济学不仅要研究人的，还要研究人的感性，更要研究人的“仁性”；不仅要研究人的“利己”行为，还要研究和鼓励人的“利他”行为。这样，竞争作为经济学的天然原则也要有所改变，即从强调竞争效率转变为强调合作效率，建立“合作为体，竞争为用”的市场经济原则，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
最后，中国经济学应是“美”的经济学。在人的和感性之间，以“仁”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感性，具有浓重的“诗性”特点。经济学建立在片面的“人”假设基础上，忽视了人的感性方面，进入“人—经济人—经济动物”的误区。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就必须重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将经济学建立在“现实的”人性基础上。而现实的人，不仅仅是的，也是感性的，因而才是活生生的；不仅有血有肉，有物质需要，而且充满，充满，同时有追求和文化需要。所以，实现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除了要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还要追求“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不仅仅是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还要活方式的多种多样，包括快乐劳动、率性、身心如一的幸福感，也就是人的和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是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人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人的个性的特点，因而人们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劳动既创造价值也创造快乐，还创造美。总之，中国经济学必然反映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是超越人的，彰显“感性”和“仁性”的“人文”经济学。
人文化成，文以载道。这里指的是人文之“文”，也就是历史、民族和文化。这里的问题核心在于：文化是历史形成的，不同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历史，因而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利益。因而，不同民族的经济学要有不同的民族表现形式。
第一，中国经济学要采取历史方法，即唯物史观和历史叙事。人的存在，既包括人的自然存在，也包括人的社会存在；既包括人的现实存在，也包括人的历史存在。恩格斯指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中华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彰往察来”，以“理”以“仁”，中庸中道，构成了特殊的历史叙事。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挖掘中国历史资源，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为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建立中国历史叙事的经济学。
第二，中国经济学要体现民族价值，即民族利益和价值。经济学希望以主义不同的文化和价值，建立所谓的普世主义经济学。但韦伯也说过：“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当涉及要作价值判断，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也开始认识到，从实践层面上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等同于世界的发展模式，更不能等同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从理论层面上看，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殖义”倾向和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理论的“消费主义”倾向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学界也已认识到，的经济利益并不能等同于世界的经济利益和中国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必然是体现民族价值即体现民族利益和民族的“国民经济学”。
第三，中国经济学要有特别的民族形式，即民族语言和话语体系。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得以表述，不同民族的利益也必须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得以表达。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本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兴起，也必然形成本民族的学术话语体系，即所谓“文以载道”。经济学试图消除历史差别和民族差别，全面整合各种不同的市场游戏规则和不同国家的经济利益，对中国经济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致使中国经济学界一度了自己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道的形成，要求中国经济学的兴起。但中国经济学的兴起并不能依赖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的认可，而在于中国经济学自立于世界经济学之林的能力。历史上看，中国形成了完整的、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思想，这是中国经济学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经验源泉和学术资源。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指导下，吸收经济学学术话语，发掘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形成独特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话语”的经济学。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民族形式”。
中国的经济学经过百余年发展，基本上已经形成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的融合，但是尚未实现与中国人文传统和民族价值的有机融合。实现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建立中国经济学，是我们当代经济学人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既主张人类社会发展存在共同规律，同时也承认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主张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在学术建构上采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也是人文的。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从历史与现实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历史和现实，这样反复接触，反复检验，才能提出科学的理论。而科学的理论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说，从一般的经济理论出发所做的研究，必须与具体的经济实际和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与不同历史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实现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同时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因而，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是中国经济学人文转向的枢纽。
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这种文化已经作为基因存在于整个民族的血液之中。正是这种文化基因构成我们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也决定我们与其他民族的不同历史和不同未来。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历史文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