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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分析 作者： 郭朋朋 指导教师：王正斌 摘要：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的经济差异现象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图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经济增长的模型对我国1978—2005年的区域经济差异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并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做进一步探讨，以期对我国的经济差异问题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经济增长 经济差异 区域经济差异 研究 一 引 言 中国20多年经济所取得的绩效已经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的奇迹”，而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些地区间差距的扩大迹象，正在成为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注意的焦点。与此相平行的是，大多数对中国经济体制或问题的早期研究，一般是将中国经济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而近来的理论研究则越来越注重各个地区之间的差距。 地区差距是指经济、社会以及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要素差距组成的“集合体”,即地区间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差距。在经济学研究中，衡量地区差距的指标，主要集中在人均或者劳均P、GNP、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少数研究中也涉及其他一些社会指标，如平均受教育年龄、人均卫生支出，有的甚至构造了系统的指标体系。本文关注的核心是各地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及其形成原因，所采用的指标大多是反映地区产出或收入差距的指标，如人均P、不同省份的有效人口增长、人均消费等。 中国的学者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差距的研究还是相当多的，规范研究和研究方面都有很多的文献去查。笔者基于2006年9月份中国统计局出版的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从方面做一个时间上的跟进，以及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的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二 文 献 综 述 （一）经济增长理论 一般来说，所谓的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中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给经济增长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 根据不同的时期和假设条件，经济增长理论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种：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模型为哈罗德—多马模型，此模型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K.Harrod）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F.Domar)在20世纪40年代同时地提出的内容相近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旨在说明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和经济波动的原因，哈罗德—多马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最基本的模型；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 1956）在研究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放松了对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之后创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完全竞争均衡、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技术是外生的。因此，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且从长期看技术进步就是增长的唯一动力。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却没有对这种外生的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新”增长理论是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Romer 1986）和卢卡斯(R.Lucas 1988)为代表的增长理论家，为了克服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的局限性，研究以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方程，成功的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发现人类资本的规模、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制度学派通过制度的视角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以上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无论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如何，他们都对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及机制进行解释。 （二）区域经济差异理论 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二战后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增长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它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出现的普遍性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共同的区域经济特征，即国民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两极分化：少数地区持续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多数地区持续的经济停滞、落后。这种空间上的两极分化直接表现为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以及地区间收入水平差异的扩大化，对此，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各种理论与，在这里，主要对研究区域差异问题所相关的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区域差异理论进行归纳与综合性评论。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区域经济差异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理论为代表。 1、循环累积理论 1957 年缪尔达尔(G..Myrdal) 出版了《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geographical dual economy) 理论，利用“扩散效应”( spread effects) 和“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cts) 概念，说明了经济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其他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和不利影响，提出了如何既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头作用，又采取适当的对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区域间发展水平的差异。缪氏认为，区域差异不断扩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不断相互作用产生了不断增加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使核心地区表现为一种上升的正反馈运动，而边缘地区则表现为下降的负反馈运动，由此产生和拉大了区域差异。 2、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赫希曼(A. O.Hirschman 1958) 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他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在每一处出现，而一旦出现，巨大的动力将会使经济增长围绕其进一步集中，区域间的不平衡增长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条件，增长点或增长极的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核心企业家善于发挥聚集经济的优势和“动态增长气氛”。 3、倒“U”理论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1955年对美国经济协会中的时，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差别倒“U”型，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别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即收入差别的长期趋势类似于一个倒写的U字。库兹涅茨这一观点的依据，仅仅是当时所能找到的不完全的数据资料，是对于若干富国和穷国中的收入分配的估算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历史上的。后人根据对大量数据的研究，对他的这一或支持或质疑。鲍克特、克莱恩、钱纳里和赛尔奎因、阿鲁瓦利亚等人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然而，菲尔兹对19个国家43个年份数据资料的研究发现，穷国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富国也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不过，费景汉、拉尼斯和郭(Fei, Ranis, and Kuo 1979)对中国省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平等是相伴生的。 1965 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O.Williamson) 通过分析方法，根据24 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 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提出来的一种。该理论认为，注重经济效益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的不平衡”而实现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将逐步扩大，但经过一段时期，地区差距将逐渐保持平稳。当经济进入成熟期以后，地区差距最终将会趋于缩小。这一理论将时间因素引入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注意到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随时间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这种运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达到平衡发展的目标，也成了区域规划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 最近的区域差异理论主要包括： 1、现代企业区位选择论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 于1991 年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 。所以中心——边缘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克鲁格曼等人1999 年又通过一个简单模型探讨了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和一种生产要素的情况下产业聚集现象产生的原因。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贸易成本高时，两个产业同时存在于两个经济中，而在贸易成本低时，产业聚集的现象是可能的，并且也是必需的，甚至可能彻底的专业化道条件和俱乐部效应。巴罗与萨拉─马丁(R.J.Barro and Sala X.Martin) 于1992 年提出的“条件”(conditional convergence) 观点认为，尽管国家现在的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就越快，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长期增长的潜能，导致区域之间的差距趋向发散 。而多瑞克与圭根(Dourick and Ngugen 1989) 认为，只会发生在最富裕的国家，特别是经合组织(OECD) 国家，所以被人们称作“俱乐部”(club convergence) 效应。 ???布雷兹斯、克鲁格曼与齐登(Brezls，Paul R.Krugman and DTisddon 1993) 提出了国际竞争的“蛙跳”增长模式 。在该模式中他们认为优势并不是绝对的，领先国家的地位并非永久不变，发展中国家通过有利的技术开发政策，把握住后发优势，完全有可能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而省际经济发展差异呈现缩小的趋势。 对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因素进行研究是近年来学者们在区域经济方面的一个热门领域，学术界主要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来研究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 从静态方面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影响因素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采用费景汉等人提出的方法，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如张平了和罗泽尔卜采用这种方法，分析了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原因，他们发现，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主要是由农村工业化或乡镇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引起的。 第二，采用加权变异系数方法，对区域差异的产业或者部门构成进行分解。如魏后凯、刘楷采用该方法又对1952——1995年中国区域收入差异的产业构成进行了分解，他们的结果表明，中国省际人均国民收入差异大约有700元以上是由其工业发展差异引起的。 第三，采用锡尔(Theil)系数和广义嫡指数方法，对区域差异的地理构成进行分解。如施瓦茨采用该方法分析了东西德合并对区域收入差异变动的影响。采用相同方法，魏后凯发现，中国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主要表现为三大地带间差异和东部地区内的省际差异。自1985年以来，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有64%以上是由东西差异扩大引起的，有28%左右来源于东部地区内省际差异的扩大。同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异进行分解的结果表明，1985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差异的扩大，大约有55%是来源于城乡间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另有38%左右则是由农村地区内省际收入差异扩大引起的。 有些学者从收入来源、产业结构、制度变迁、经济、经济发展和其他经济政策等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因素。例如林毅夫等指出，省际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各地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获得收入的机会不一样造成的，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省际差异的扩大，主要国有经济部门在就业和收入来源中作用的增强而形成的。从1978年到1995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基尼系数和基尼贡献率提高是省际人均P基尼系数扩大的原因，而由于第二产业的基尼系数和基尼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而且居于主导地位，是总体基尼系数提高缓慢的原因。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对1978——2005年我国各省人均P、有效人口增长等变量的分析，以期对我的区域经济差异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 三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异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更是引人注目。例如图1显示了2004年、2005年东、西部的P在全国所占的比重。 图1 各地区的P占全国P的比重 （一）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的对比 通过我国各省、市、自治区1978年2005年的人均P, 1978年至2005年间人均P的年增长速度及各地区的排名。从中不难发现以下特点： 数据来源：1978年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统计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的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6整理而得。 第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人均P绝对水平处于前三位的省份排序未发生丝毫变化。上海、和天津于1978年按人均P排序，分别处于第一、第二和第三位，2005年按人均P排序，仍分别处第一、第二和第三位。 第二，1978年人均P绝对水平处于后10位(人均P均不超过300元)的省份中，大多数省份2005年仍处于落后，但排序有所上升。1978年按人均P排在全国最后10位的省份从后向前依次为：贵州、广西、云南、河南、四川、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和陕西。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这些省份中仍然有7个省份在最后10位之列。它们是贵州(仍是倒数第1)、云南（倒数第3)、安徽(倒数第4)、广西(倒数第5)、四川(倒数第6)、湖南(倒数第9)、江西(倒数第10)。 第三，东西部差距化与1978年相比，2005年东部地区省市的人均P排序普遍靠前，西部地区省市人均P排序普遍靠后。人均P排名前十位的省、市均属东部，人均P排名迅速进入前列，原本处于前位的西部省份(如青海、甘肃、、陕西)人均P排名则急速下降。 第四，东部地区发展相对较快，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馒。总的来看,1978年至2005年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P增长速度都很高。按现价计算，全国年平均增长率达14.52% .按可比价格计算，全国年平均增长率达9.586%，人均P增长速度排名的最后两位是甘肃(倒数第1)、青海(倒数第2)、上海(倒数第3),前两名均在西部，并且西部省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普遍低于全国年平均增长速度。 第五，原本落后的省份经济增长普遍加快，原人均P水平较高的省份增长普遍放慢。如人均P倒数第1的贵州，其增长速度达13.45 %，位居全国的第20位，高于上海和天津。原人均P排名第1的上海，其增长速度仅为12.71%，排在倒数第3位。 第六，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1978年至2005年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共同的，就发展速度而言，原收入水平高的地区比原收入水平低的地区低，落后地区普遍在追赶先进地区。 （二）、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 1、制度因素。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个地区的非国有化程度越高，计划控制的能力就越弱，经济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现阶段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非国有化经济的比重、发展速度和经济市场化程度都明显高于内地。 2、人力资本因素。区域内劳动者的素质是直接影响所在区域生产率高低的重要因素。我国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在东、中、西三个地带的分布状况是，东部沿海地区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 3、政策因素。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讲话止，我国各项措施的出台基本上都采取了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展开的梯度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给东部沿海地区带来明显的先发优势，了内陆地区的发展积极性。 4、区位因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对外采取了梯度推进的战略，使沿海地区成为的前沿地带。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既邻近港澳、、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和国家，又有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为依托。我国西部地区虽也开通了一些对外贸易口岸，但由于与我国西部接壤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无力带动我国边疆地区的发展。 5、历史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历史差异，是构成区域经济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 6、区域文化。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现在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因为文化对人的思想观念影响太大。美国经济学家多偿尔柏格就认为，经济发展所遇到的条件，不仅包括要考虑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可得性，还要考虑到组织、文化价值和态度……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物质产出问题会削弱我们宝贵的眼力。同样，只用纯物质条件来说明约束条件的想法也是狭隘的，因而是不深刻的。据有的学者研究，我国内陆地区比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发育明显迟缓，特别是后，这种差距还出现了扩大的趋势。究其原因，这与内地人在文化观念上轻视商品经济，害怕商品经济，缺乏驾驭商品经济的能力有关。在封闭的中，人们以“丰衣足食”为最大满足，身在穷中不知穷，害怕承受风险的观念相当严重，普遍缺乏观念。类似四川的“盆地意识”，陕西人的“八百里秦川”，欣赏的心态，十分普遍。 （三）、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分析 经济增长是向长期均衡即所谓稳态进行调整的过程。为此，Mandiv(1992年、1995年)、利用最简单的模型(式(1))来说明某国或某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率和国民经济距稳态的距离决定。 I=A+αX (1) 其中I=增长率，A=技术进步，α =，X=距稳态的距离，距稳态的距离是假定的稳态国内生产总值和期初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之差。 稳态的国内生产总值由技术、资本、劳动等变量决定。因此，可将(1)式具体化为(2)式： I=A+β1MK-β2L+β3LK –β4N (2) 其中，MK=物质资本投资，L=有效人口增长，LK=人力资本投资，N=基年的国内生产总值，βi(i=1、2、3、4)=。 （2）式假设未达到稳态国家或地区的增长率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正相关，与有效人口增长及基年人均P水平负相关。 用式（2）分析我国省际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增长率测度为1978年至2005年间各省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API；物质资本投资测度为1978年至2005年间各省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TGTI；有效人口增长测度为1978年至2005年间各省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LI；人力资本投资测度为2005年各省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份额LDHP05；基年的国内国内生产总值测度为1978年各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P78。 因、海南和重庆均缺乏1978年的数据，不列入本模型。模拟结果如式(3)所示： API=0.0804+0.6688TGTI-1.2567LI+0.0115log(LDHP05) -(2.349E-05)AP78 (3) R2=0.8175, 2=0.7873 F=25.4553 (3)式拟合的结果令人满意，各变量系数的符号与理论假设完全一致；各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人均P的增长有显著的影响，基期(1978年)的人均P水平对人均P的增长有显著的负影响；人口增长率变量的显著性也达5 %，说明过快的人口增长导致了人均P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人均P增长正的影响，但其显著性水平不高接近(10%)，可能的原因是以来，各地人才迅速向东部流出，培养人才的地方尚未得到显著的回报。 由以上模型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 第一，增长速度的快慢不因东西部而异。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虚拟变量D(式略)，难以发现D对各地人均P增长的显著影响。 人均P的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正相关，而与期初的人均P和人口增长负相关。因此，经济水平原本较低的地区，经济出现了较快的增长；经济水平原本较高的地区，其发展速度在放慢，我国各地区的人均P水平有缩小之势。值得提的是不能将西部地区人均P增长的低水平归结于其人均P的水平差异，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差异才是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的真正原因。因此，分析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要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中找差距。 第二，技术进步(模型中的项)对P增长的贡献比率大。技术进步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1978年至2005年间我国人均P年增长比1952年至1978年人均P年增长高出3.5 (9.6-6.1 %)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旨在解放生产力的系列政策，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得益于对外，得益于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 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高投资对应着高增长，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与其投资的快速增长密不可分；西部地区较缓慢的增长与其固定资产和投资的缓慢增长相对应。 第四，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人口的贡献是最小的，这说明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人口的数量而且与人口质量关系更密切。人口数量是我国的优势，但人力资本存量我们并不占优势。但从另一角度看，我国的人力资本的潜能是巨大的。人力资本投资一直不太受地方重视，其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太明显。因此，各地采取“挖人才”的政策，即通过经济手段将大量人才从异地吸引过来而想不愿花钱培养人才。 第五，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地理是否是造成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呢?1978年以来，并非所有起点落后的省份(如广西、山西、青海)的经济增长都慢于起点高的先进省份，也并非所有起点高的先进沿海省份(如天津、辽宁、)的经济增长都快于起点低的落后内地省份。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经济增长最快的东南沿海五小龙(如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山东)，这几个地区的起点大都相对较低。我们还可以看出，许多内地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常快的，如安徽、新疆、云南等平均速度在8.3%以上。从直观上判断，把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归于起点差异和地理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地区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程度是推动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也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所在。 四 结 束 语 通过全文的分析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经济的差异的现实是有目共睹的，但在造成差异的原因上，我们的研究和认识还是不足的。通过对我国1978——2005年的分析，笔者得出了五点，这五点里有些和普通大众对我国经济差异的认识是大致相同的，例如高投资对应着高增长，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与其投资的快速增长密不可分；西部地区较缓慢的增长与其固定资产投资的缓慢增长相对应；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一些不同的结果：增长速度的快慢不因东西部而异，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地理不一定是造成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等等。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性问题是一个很现实而且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的问题，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要解释这种差异性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能找到解决这种差异性的方法和途径。 参考文献： 1、R. M.Solow,(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1. 2、Cline, William.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75. 3、L.Martin Sequential Location Contests in the Presence of A glomeration Economics [J] . Working Paper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9 4、张吉鹏（2004）《新经济地理学与中国产业地理集聚》，打印稿。 5、蔡昉、都阳（2000）《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6、范剑勇（2004）《要素聚集与地区差距：来自中国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2卷第3期。 7、胡鞍钢、熊义志，（2000），《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特点、成因及对策》，《管理世界》，2000年第3期，第5-17页。 8、林毅夫、蔡昉等（1998），《中国经济转型的地区差距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9、杨开忠 (1994)《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研究》，《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 10、魏后凯（1997）《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性》，《中国工业经济》，1997年第3期。 11、刘树成等主编，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J〕.：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工资增长率、投资收益率、缴费年限、预期寿命、养老保险缴费率以及工资水平。其中工资增长率、预期寿命、工资水平均与一国的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缴费年限在模型前提假定中假定工作期间一直参保，因此等于个人工作期的长短，一般来说它也不是可以根据个人主观愿望随意改变的，因此可视为外生变量，而其他两种因素通过改变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改善。考虑到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人们的缴费愿望不可能得以较大幅度的提高，所以为了简化分析，在模型推导中就已经假定个人养老金的缴费率是固定不变的。特别是投资收益率，它完全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得以提高。这一推断结果是完全符合“在基金制下，个人帐户的收益率完全取决于投资收益率”这一普遍结论。在这方面智利的经验一度获得广泛推崇，就因其养老基金的收益率从1981年以后的20年里平均每年高达10.9%。因此在进行基金投资时，考虑风险既定下寻求最大的投资收益率，对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增强养老保险功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理论模型 从上文分析可知，决定最有经济和现实意义的因素是基金平均投资收益率 r，如何提高r是增加的关键，因此下面就养老金的具体投资操作上，通过相关理论和模型分析影响投资收益率的因素到底有哪些，从而为基金管理机构的投资行为提供理论指导。 1.投资风险分散化原则 在金融领域里，根据金融资产风险是否存在相关性将总风险分为完全相关风险即系统风险（systemic risk）和不相关的风险也叫非系统性风险。投资风险分散化原则认为，在同一时间、期间，各种金融资产的风险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将资金分散投资到具有不同风险的金融资产，即可降低投资的整体风险。这是因为各种风险资产的风险并不是完全相关的，所以，分散化要求必须将投资分散到风险不完全相关的资产才能够降低投资的整体风险，而完全相关的风险（系统性风险）是不可能通过分散化来消除和降低的。这一原则可以通过图2—1得以说明 图2-1 投资风险分散化原则 从图中可以看到，随着资产种类的增多，非系统性风险不断下降，而系统风险保持不变，因此必然导致总风险越来越小。这一理论在现实的金融投资中随处可以得到证明。特别是美国盖力.布林森等专家从SEI大型养老保险方案中随机选出了91个养老保险方案：93.6%的投资组合回报是由对投资类型的选择决定的，而不是由对单个证券的选择决定的，原因是同类型的投资倾向于一同起落（Brinson，《投资组合回报的定因》）。同时，在每一种投资类型中，将投资充分分散于不同股票或债券中普遍以组合投资的选择，能帮助避免单一股票大跌的冲击，这也在发达市场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得到。 2、资本市场理论与最优资产组合选择 在证券投资风险的规避的研究中，普遍以组合投资的选择作为规避手段。而在这方面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以及哈佛大学教授约翰·林德奈尔（John Lintner）等人在马科维茨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一种资本投资理论——资本市场理论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 该理论基于一下假设：(1)投资者对于预期收益率标准差和风险资产相关性的预测一致，他们以最优的方式持有相同比例的风险资产；（2）投资者的行为通常遵循最优化的原则，在均衡状态下，证券价格的调整使得在投资者持有最优投资组合时，每种证券的总需求等于总供给。 威廉·夏普等人证明如果存在按无风险利率借款或贷款的机会，在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就会愿意持有由无风险资产与马科维茨有效边界上某一资产组合M组成的资产组合。威廉·夏普将这条从无风险利率到资产组合M的直线称为资本市场线（Capital market line,简称CML,如下图） 图2-2：最优资产组合图 根据无风险资产与单一风险资产的组合可推导出资本市场线） 其中，、 分别为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w为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 分别为风魏伶优险资产、投资组合的标准差。 同理，将以上推导原理用于两种风险资产的投资组合中，假设在任意投资组合中，投资于风险资产1 、风险资产2的比例分别为，那么风险资产组合的平均预期收益率和方差为： （7） （8） （9） 其中，分别为两种风险资产的平均预期收益率，分别是风险资产组合以及两种风险资产的方差，为两种风险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分别是其预期收益率的标准差。 由资本市场理论可知，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的最优组合是由CML与马科维茨有效边界的切点T决定的资产组合，寻找T点的投资组合比例公式为： （10） （11） 其中分别是T点处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与标准差。 由此可见，风险资产的最优组合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无关，而仅与各种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和标准差及其相关性有关，只要掌握市场相关信息就可以计算出各种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将结果代入（7）（8）式中即可求得风险资产的平均预期收益率及标准差。由于多种风险资产投资比例的确定要涉及十分复杂的保险精算原理，为了简单计算但仍然可以说明问题本文只就两种风险资产的最优组合做一讨论，其实在实际投资中不可能只投资于两种风险资产，但是只要知道各种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和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则其具体投资比例仍然是可以唯一确定的。 然而在确定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之间的投资比例时，国内外至今尚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导，因为它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在这方面，基于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投资的原则，其风险承受能力较弱，所以在现阶段，基金管理机构必将经历一定时期的摸索阶段，在这一阶段里，要逐渐尝试加大投资于风险资产的比例，并充分关注市场的微观运行，以敏锐的洞察力适时调整两种类型资产的投资比例，并即时改变风险资产内部各种证券的比例。 综上所述，一个养老基金的投资目标，总的来说同时取决于养老金基金本身和资本市场两个方面。在养老金基金方面，首先要看基金管理者准备承受多大的风险，或是相应地准备接受多大的预期回报，以此确定待选的投资工具；其次要根据基金的成熟度（高度成熟时，也即基金收益者开始大规模的领取养老金时）来决定在相应的时期持有多大比例的流动性资产。在资本市场方面，则要根据每个投资工具风险等级对其取舍，并根据资本市场的整体运行状况适时改变各种证券预期收益率及值，从而选择新的最优资金投资比例。 三、陕西省农村养老资源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学领域里，需求与供给永远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就养老资源而言，养老需求是指在既定的收入范围内能够而且有实际支付能力的养老需求；养老供给是指通过各种养老保障业务活动满足农村居民养老保障需求的行为过程。（吴晓东，2002）以下笔者就试图从这两个方面就陕西省农村养老的现状展开分析，并发现其中存在着的种种问题。 （一）从需求方面的经济分析 农村养老需求具体是指农民在一定时期内，为应付养老风险、解决老年经济保障所具有的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主观偏好与客观能力的同统一。（吴晓东，2002）据相关数据反映，最近十几年来，陕西省农村家庭规模呈逐年缩小状况，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也在逐年攀升，再加上城市化浪潮的推进，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向城市，致使农村养老体系遭受新一轮的危机。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村居民的养老需求有了很明显的提高。由此可见，从客观上讲，该省农村居民对养老保障有很强的需求，然而由于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可支配收入水平低下，致使养老保障有效需求不旺。 影响农村养老需求的因素很多，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最主要的、也最具有经济意义的是养老保险的价格（缴费率）以及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当然居民偏好也是决定农村养老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 1.收入对农村居民养老需求的影响 与其他相关资料保持一致，本文将家庭养老的最低经济界限设定为家庭总收支平衡，将农民现金收支平衡作为衡量家庭未来养老或社会养老的最低经济标准。表3—1是2001—2004年陕西农村家庭的收支情况一览表： 表3—1 陕西农村家庭收支情况 单位：元 2002 584元以下 6.35 1115.33 848.72 1814.77 1509.37 -699.44 -660.65 584—627元 1.22 1422.53 986.67 1920.81 1641.93 -498.28 -655.26 627—869元 10.72 1201.89 831.54 1498.22 1241.78 -296.33 -410.24 869—1500元 37.07 1703.62 1238.08 1814.81 1495.69 -111.19 -257.61 1500—2142 22.93 2390.68 1905.67 2283.47 1968.95 107.21 -18.28 2142元以上 21.72 4337.82 3762.77 3732.41 3417.98 605.41 344.79 2003 600元以下 8.2 953.02 710.97 1702.06 1455.01 749.04 -744.04 600—637元 0.81 988.49 689.78 1119.97 899.62 -131.48 -209.84 637—882元 9.91 123.64 887.94 1563.24 1311.43 -326.6 -423.49 882—1676元 40 1739.64 1340.01 1716.86 1444.64 22.78 -104.63 1676—2200元 15.77 2488.3 2027.41 2361.46 2091.92 126.84 -64.51 2200元以上 25.32 4231.81 3645.39 3493.11 3224.57 738.7 420.82 2004 668元以下 5.14 1183.45 795.26 2355.77 2008.62 -1172.3 -1213.4 668—924元 7.52 1420.68 1016.96 1016.96 1540.32 430.72 -433.36 924—1867元 45.45 1940.5 1453.03 2012.45 1661.49 -71.95 -208.46 1867—2305元 13.74 2752.09 2199.96 2485.6 2149.61 266.49 50.35 2305元以上 28.15 4347.04 3788.51 3627.94 3307.32 719.1 481.19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2005 ；《中国统计年鉴》2005 从表中可以看出,2001—2004这五年以来，一个另人欣慰的现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本省农村居民可以实现养老金积累的人口比例在逐步增大，从2001年的19.14%上升到2004年的41.89%。如果随着这一趋势一直向前发展，构建陕西省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构想也指日可待了，最起码最难以解决的资金问题（经济基础）也就不再成为一个阻碍/可是从2004年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本年度我省仍有50.59%的农村家庭无法实现家庭养老，相应有58.11%的家庭无法实现养老金的积累。由此可见，目前我省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是任重而道远，如何维持上述好的趋势，持续提高农村居民经营现金收入水平又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上表数据以及分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攀升乏力，即使有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也因缺乏现实货币购买力，养老保费（缴费率）也必然极其有限，从而降低了农村养老的有效需求。同时即使有部分农村居民富裕起来了，但收支相抵后，也没有多少现金余额来缴纳养老费了。 2．居民观念对农村养老需求的影响 由于我国农村长期处于分散封闭的小生产状态，传统的自给自足观念根深蒂固，“养儿防老”是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养老选择。同时，由于农村长期科学教育事业的落后，农民知识的匮乏以及对未来风险防御意识的淡薄，致使许多农村居民认为参与养老保险是一种额外负担，更有甚者认为参保交付养老保险费是“有钱没处使”的之举。这种的意识形态也无疑是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发展缓慢，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从供给方面的经济分析 农村养老供给是指在既定的养老保障产品价格条件下，各保障供给主体愿意提供并能有效满足农村居民养老保障需求的养老产品数量的总和。（吴晓东，2002）由于养老保障的特殊性，有人认为养老供给在某种程度上是其需求的派生物。因此，只有根据需求供给，使二者达到统一才能实现养老保障的最终目的。可是由于宏观政策以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据相关资料反映，目前陕西省农村养老存在着需求不旺、供给不足、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农村养老保障的供给和补偿职能作用退化。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家庭养老功能退化 家庭养老供给指的是家庭对老年人提供养老支持，它包括经济保障、服务保障和慰藉等内容。家庭保障其实是一种非制度型的、非正式的而又是必然的农村老年人口经济保障系统，它在保障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方面经常与制度型的、正式的，即由家和社会负责的社会保障并驾齐驱。（吴晓东，2002） 家庭养老一直是农村最主要的养老模式，“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模式。自农村养老保险开展以来，家庭养老以其成本低、易管理、适应性强的优势一贯成为我省农村居民占地位的养老模式。然而它也有自身固有的弱点，其中安全程度差必然跃居首位，近年来，这一弱点逐步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近年来陕西省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以往在城市中出现的许多现象在农村也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农村居民家庭规模小型化、“4—2—1”家庭结构以及“丁克家庭”在农村也开始蔓延，农村劳动力负担老年人口增加，家庭养老的压力日益沉重。据统计，1990年我省农村平均家庭规模为4.85人/户，老年人口抚养比为7.80，到了2000年，农村平均家庭规模降至4.43人/户，老年人口抚养比升至8.60，截止2004年，农村平均家庭规模进一步下降，平均每户4.29人，老年人口抚养比攀升至10.55（见表3—2）。 另一方面，青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的转移也使农民家庭养老功能被严重地削弱。伴随着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我省农村大批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再加上近年来城镇户籍制度和劳工制度的松动，更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以及城市转移的步伐，这必然造成大量农村老年人口无人扶养，空巢家庭随即出现。 2．农民自有养老资源面临 今年来，不仅是农民家庭养老功能不能发挥很好的保障作用，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变化，也使农民自有养老资源面临极大的。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人口老龄化以及耕地资源减少现象日益严重。人口老龄化是对全球养老保险的一个巨大挑战，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人口老龄化不仅存在于城镇，近些年已向农村地区蔓延。与此并肩的是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表3—2反映了这一状况： 表3—2全省农村人口年龄构成以及人均耕地资源变化 年份 家庭规模 15—64岁人口比重（%） 65岁以上人口比重（%） 老年人口抚养比 耕地总面积（千公顷） 每一农业人口占有的耕地面积（公顷/人） 1990 4.85 65.98 5.15 7.8 3533 0.13 1995 4.65 65.4 5.72 8.74 3393.44 0.12 2000 4.43 69.04 5.94 8.6 3113.96 0.11 2001 Na 68.78 6.73 9.78 2965.83 0.11 2002 4.38 69.64 8.01 11.51 2854.81 0.1 2003 4.34 71.35 7.75 10.86 2795.82 0.1 2004 4.29 72.54 7.65 10.55 2795.52 0.1 资料来源：《中国西部农村统计资料》2003，《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2003，《陕西统计年鉴》2005 注：本表为人口普查、人口变动情况的抽样调查 从表中可以看出，1990—2004年期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状态。1990年为5.15%直到2002年达到了最高为8.01%，增长幅度为2.50%。2003、2004两年这一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但相比而远仍显得很高。根据全国人口年龄化趋势推断，今后一段时间，我省人口老龄化现象还会持续恶化，这无疑使我省农村养老保险采取完全积累制成为一个明智之举。与此同时，全省耕地总面积在这十几年里也减少了73.748万公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也由1990年的0.13公顷减少至2004年的0.10公顷。值得一提的是，我省被农民30%左右转为非农户籍，土地权属不力，成为务农农民和离农农民养老保障的最大隐患。 其二，农业收入在农村居民现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农民对耕地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从以上的分析得知，农村居民人均耕地资源是呈下降趋势的，但更具有经济意义是，近年来农业的弱势产业特征越来越突出，和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的市场收益极不稳定，特别是自2001年以来还有逐年下降的势头。此外伴随着农村城镇化，商品化经营使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社会化程度提高，现金支出增大，所以即使耕地收入在由于农业科技的进步等方面因素的而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仍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因此导致第一产业占总产业从业人员比重逐年下降，由1990年的82.3%降到了2004年的67.1%，同时农村居民对耕地资源的依赖程度也在逐年降低。（见表3—3）。这足以说明，近些年来在我省农村耕地的养老保障功能不断弱化，甚至耕地保障出现“虚化”。 表3—3：按产业划分的陕西省农村居民就业状况与农业收入变化 年份 从业人员数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每公顷耕地生产农业产值（元） 人均产粮（公斤） 农业收入（万元） 农业收入在现金收入中比重（% ） 农业依赖程度的变化（%） 1990 1202.77 1001.00 4811 1070 321.24 108.99 Na 1995 1324.91 1049.27 11247 870 559.47 118.08 9.09 2000 1343.22 1002.15 14927 1065 554.37 52.04 -66.04 2001 1333.10 985.93 Na Na 595.29 52.03 -0.01 2002 1362.55 994.93 Na Na 589.09 47.63 -4.40 2003 1396.19 988.96 18286 976 587.14 44.02 -3.61 2004 1425.52 957.05 22345 1193 Na Na Na 资料来源：《中国西部农村统计资料》，《陕西统计年鉴》2004、2005，《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2003 3.社区保障资源不足 表3—4是对2004年我国部分省份农村老年人供养情况的反映，从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我省社区保障资源远远低于其他地区，就老年收养性福利机构而言，本年度我省农村共有340个，仅占全国的1.3%，不仅低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广东省，中部地区的省、湖北省，而且还比位于同一区域的四川省低70.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收养老人人数上，与其他省份相比也相差甚远。同时，我省社区养老保障水平低，有好多农村都没有敬老院，社区养老主要由村组负责对“五保户”的实行分散供养。在保障程度上也仅仅停留在对老人维持其温饱，说差一点就是维持其，养老经济上的供给，生活上的关心和上的慰藉方面基本上没有。 表3—4 2004年全国部分省份农村老年人供养情况 单位：人 地区 老年收养福利性机构（个） 占全国比例（%） 收养人数 占全国比例（%） 全国 26442 100 573235 100 江苏省 718 2.7 20427 3.6 广东省 994 3.8 19226 3.4 省 490 1.9 14175 2.5 湖北省 1453 5.5 82404 14.4 陕西省 340 1.3 3108 0.5 四川省 2275 8.6 26988 4.7 资料来源：《中国西部农村统计资料》2004、2005，《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2003 4.社会养老保险发展步履维艰 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工作自开展以来，很少涉及到农村地区，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少数已经建立起较大范围的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这项工作的开展也是十分，而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陕西省更是如此。 一方面，陕西省大部分农村地区仍不具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基础。以13个欧盟国家为例，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初建时，农业占P比重为3.1%—41%之间，平均为16.2%；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在5.1%—55.3%之间，人均P在1445—9580美元之间，平均5226美元。然而从表3—5中可以看出，陕西农村的各项指标中仅农业占P比重一项符合在3.1%—41%区间这一条件，而其他均不符合所设标准。就最接近指标的2004年而言，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为67.1%，比最高限55.3%高11.8%个百分点，人均P7757元换算成美元大致为969.625美元，也比1445美元这一最低限少475.375美元。因此，在陕西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任重而道远。 表3—5 陕西省相关经济衡量指标 年份 P（亿元） 农业收入（亿元） 农业收入占P比重（%） 总劳动力（万人） 农业劳动力（万人） 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 人均P（元） 1990 374.85 105.56 28.20% 1202.77 1001 83.20% 1241 1995 1000.03 227.25 22.70% 1324.91 1049.27 79.20% 2843 2000 1660.92 279.12 16.80% 1343.22 1002.15 74.60% 4549 2001 1844.27 287.24 15.60% 1333.07 985.93 74.00% 5024 2002 2101.6 288.55 13.70% 1362.55 994.93 73.00% 5701 2003 2398.58 320.03 13.30% 1396.19 988.96 70.80% 6480 2004 2883.51 394.98 13.70% 1425.52 957.05 67.10% 7757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1996，2005 注:1、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2、按支出法计算的生产总值=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3、2002年及以后数据包括新兴产业增加值，2001年及以前不包括。 另一方面，在已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农村地区，这一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仍存在着众多问题，这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得到说明：首先，资金来源渠道具有扭曲性。按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扶持”的原则。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我省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乡镇企业，况且即使有些农村存在乡镇企业，可是其本身是否盈利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再加上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对农村养老体系的扶持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因此我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只能采取个人帐户完全积累模式，这说明劳动力具备积累的缴费能力是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前提条件，然而依照前文分析可知，在我省的绝大多数农村这一基础条件是不存在的；其次，资金筹集标准过低，保障能力极其有限。目前，我省社会养老保险费的缴纳标准实行每月2元—20元十个档次，如果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领取计算表》计算，即使按最高标准每月20元缴费，15年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也只有百余元，况且现行制度只能使现在的年轻人受益，而现实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却将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真空”人群；最后，现行农村养老基金无法实现保值增殖。按《基本方案》的，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殖主要通过“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来实现，而不能用于投资，然而根据前文分析模型可知，在证券市场上，这种完全投资于非系统风险资产的基金投资方式是不会获得市场收益补偿的，这必然大大降低了养老金预期收益率r，养老金发放标准也因此而降低。同时考虑到银行利率不断下调的现状，其保值增殖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养老基金长期的低收益以及在高通货膨胀下零收益甚至负收益极大的降低了农村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这也是我省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构建陕西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设想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得出我省农村养老保险运行现状是：农民自有养老资源压力过大、家庭养老面临危机、集体养老资源跛脚、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低等一系列结论，同时这也是我省农村养老保险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家庭虽然还维系着养老的功能，但是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建立全省农村的社会化养老保险体系时机还不成熟。针对这种现状，借鉴我国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省农村的特殊状况，笔者提出了有关构建陕西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几点设想： 第一，要充分运用农村现有耕地资源，寻求多种方式增强农村居民自有资源的保障能力。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努力增加农民农业收入。一方面，地方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财力和物力支持，增强农业资源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业市场，提高农业投资效益；另一方面，要积极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加快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以提高其价格竞争力。 （2）寻求多种渠道激活土地资源，实现土地增殖。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其他地区有关土地资本化方面的探索，根据各农村的实际情况，有条件的实行反租反包、转包转让、租赁、拍卖、土地经营权入股、企业或大户托管等形式，有效的盘活土地资源，增加农村居民的现金收入，从而为我省农村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提供必要的资金准备。同时在对待被农民参保的问题上可以借鉴烟台模式，对被的参保农民视被的多寡情况给予适当补贴，贴补金额从土地补偿款和土地经营收入中列支，农民领取养老金免交个人收入调节税。 第二，基于陕西大部分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的现状以及家庭养老本身所具有的其他养老模式无法替代的优势，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同时探索发展多层次、多类型相结合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鼓励发展社会支持网络体系、亲属照顾、领里互助、村集体帮助等民间的支持，使其在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生活服务和心理慰藉等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在没有乡镇企业的一般也是经济发展极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掘自身潜的经济资源,也要采取一定的政策倾斜,如税收减免、银行提供免息或低息贷款等手段，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鼓励地区乡镇企业的建立，从而为当地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资源注入新的血液，养老金的持续供给；在已经建立乡镇企业但由于一些原因仍没有建立大范围的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除了依靠的优惠政策外，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要注重自身内部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规范经营，着力提高经济效益。在这两类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尤其是还没有乡镇企业或是乡镇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已经不能为农村居民养老作出贡献的农村地区，目前在继续发挥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同时，随着乡镇企业的建立和经济状况的好转，可以借鉴烟台模式和青岛模式中的相关举措，如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实行以支定收的原则，农民自身只承担极少一部分，剩余大部分由和乡镇企业以及集体资助方式缴纳，财政转移必须及时到位，在基金管理上，要协助农保机构对养老金的合理投放，促使其保值增殖；同时要加大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的资金投入，时刻关注那些鳏寡孤独、残疾而没有生活能力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 第三，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农村，苏州模式无疑是构建当地养老保险体系的发展趋势。在这些农村，要积极探求分类别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同时完善与之配套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养老金的筹集上，实行以收定支的原则，农民自身应该承担绝大部分，其余的极少一部分可以由乡镇企业和集体资助承担，在这里可以很少介入或不介入，它的主要角色是为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养老基金的保值增殖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创造良好的外部。而在基金管理上，可以效仿烟台模式的农保机构自收自支制，同时建立其内部与基金经营收益利益相关的激励机制，确保养老保险基金最大程度的保值增殖。另外在基金的具体运营方面，由于目前陕西省已经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农村地区采取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式无疑降低了其预期收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进行养老金投资时要另一个极端，将其完全投资于系统性风险资产以获得较高收益，因为这种投资方式无法通过分散投资而降低，因此其所面临的风险很大，基于养老基金投资最基本原则—“安全性投资”，显然这种投资方式是不可取的。这就说明养老保险基金必然要分散投资于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同时要选择具有一定投资知识的基金管理人遵循资产最优组合理论进行投资：在其准备承受的风险既定的条件下，确定待选的投资工具；并根据养老金的供需状况在不同的时期调节持有流动资产的比例；在资本市场上要充分估计每种投资工具的风险程度，并随着市场整体运行状况的变化适时调整证券预期收益率及值，以防止给养老基金带来不必要的收益损失。总的来说，在已经大范围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地区，应当允许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探索，积极开拓多种融资渠道，依照“投资风险分散化原则”和“资产最优组合理论”对养老基金进行投资，分割养老基金。将其投资于无风险资产和有风险资产，并在风险领域，按不同比例择机投资于股票、公司债券、基金权证以及直接投资和国际投资等领域，提高基金增值率，重新发挥其激励作用，最终达到扩大我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的目的。 总之，我省农村养老保险运行现状极其不容乐观，构建一整套合理完备的养老体系是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当务之急。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各种基础条件的日趋成熟和多种配套设施的日趋完备，例如必要的资金准备、相应的基金运营、监管机构的建立和调整、各种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等。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应本着“努力提高收入，增强农村居民自身和家庭的养老能力，充分利用集体、国家等外部资源”的原则，以构建我省多方位、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 参考文献： 1、董克用、王燕.《养老保险》(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 2、纪宝成、杨瑞龙.《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2005》(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 NO.4》.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 4、叶响裙 .《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困境与抉择》(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 5、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M).中国经济博士丛书.2000(6) 6、陈学彬.《金融学》(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 7、耿志民.《养老保险基金与资本市场》(M)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6) 8、马洪、李少光.《养老金制度与资本市场》(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5) 9、李洁明、许晓茵.《养老保险与资本市场发展》(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 10、詹伟哉 .《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研究》(M)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7) 11、方越峦、黄富荣.《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问题及对策》(J). 12、刘向红.《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探析》(M). 13、吴晓东.《中国农村养老的经济分析》(M)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5) 14、毛才高.《从传统的家庭养老谈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发展与对策》（J）.《江苏社会与科学》1998(1) 15、张原震.《中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养老现状与思考》(J).《人口研究》2000(9) 16、刘书鹤、刘广新.《农村老年保障体系：理论与实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6)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的得到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正斌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同时感谢经济管理学院06级硕士明对本文方面的帮助和修正。当然，文责自负。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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