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扬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文学的萌生、发展、壮大、转型自有其清晰可辨的轨迹可循，有其发展规律。一般而言，作为在文化史、文学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的作家，都有数量较大的文学留存于世。可是，也有些作家只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一两篇佳作传存于世，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例如在二千多唐代诗人中，传承至今的六万多首诗歌里，李白、杜牧、白居易等诗人，不仅诗歌优秀，传世的作品也不少。可是张若虚以一首《春江花月夜》而成为唐代诗坛中极受人称赏的作家。这种现象虽然不普遍，却是客观存在。蜀地也有这么两个奇人，以一篇文字甚至一些残存的文字片段，就在蜀地的文史领域留下重要痕迹和影响，这就是晋代的李密和南朝时期的李膺。
一篇《陈情表》与《出师表》并称
被人称为孝子与忠臣的“试金石”
李密（224—283年），字令伯，一名虔，犍为武阳（今彭山县）人。其祖李光曾经作为米提（今云南昭通县）太守，但是，李密在襁褓中，父亲就去世了，失去了依靠，后母亲改嫁，全赖祖母刘氏一手将其抚养成人。李密对祖母的养育之恩刻骨铭心，侍奉祖母至尊至孝。《晋书·李密传》将其作为“孝友”的典范，并谓：“（李）密奉事（刘氏）以孝谨闻，刘氏有疾，择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而后进。”
在侍奉祖母的间隙时间，李密努力研习学问，他是《三国志》作者陈寿的同学，同拜巴蜀著名学者谯周为师。凭借努力和聪慧，李密的文学才能与人品皆为乡人所敬慕，谯周的门人把他比为孔子门下之高徒言子游和卜子夏，因为《论语》中曾说“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其声望是相当高的。由于李密的至孝人品与深湛学问，他被蜀汉政权聘为郎官，多次衔命出使东吴，以机敏的智慧和雄辩的谈吐而受到东吴人士的称赞，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
蜀汉政权被魏消灭后，征西将军邓艾聘请李密担任主簿，李密以祖母刘氏年迈体弱而拒不到任。泰始三年（267），晋武帝下令诏征李密为太子洗马（洗马即先马，意即太子前驱，是太子太傅的属官），李密依然以祖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为由婉拒。晋武帝为了显示其征贤之诚意，多次下诏征聘，李密还是不接受。但地方官员为了执行皇帝旨意，不断催促李密赴京就职。这种情况下，李密不得不写了《陈情表》，向皇帝剖白难以赴京就职的缘由，未料想竟成为千古名篇。
李密在《陈情表》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出生才六个月就遭遇不幸，“慈父见背”（去世）；才四岁，舅舅就逼迫母亲改嫁，自己从此成为没有任何依靠的孤儿。祖母刘氏将自己抚养教育，才免于流浪。可是家境不宽裕，孩提时代非常不幸，身体虚弱、疾病缠身、营养不良，九岁时还行走艰难。一直孤苦伶仃，直到青年时代，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善。各种不幸的命运似乎都和自己过不去，其窘困艰辛竟然达到这样的境况：“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第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朞功（丧服）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更令人悲哀的是，祖母多年以来一直疾病不断，经常卧床不起，自己作为家中唯一的孙子，侍奉汤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而现在“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不免让李密进退两难：进京赴任，则年迈多病的祖母一人在家，谁来照顾？若不赴任，则有违背圣上之罪。为了求得朝廷的谅解，李密不惜贬低自己，表示自己并非矫情清高，反而是“本图官达，不矜名节”，很愿意出任官职，实在是“刘（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私情区区，不敢弃远”。李密还写道：“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而报养刘之日短也。”
李密句句真切、语语感人，是任何重人伦崇仁孝的人所难以反驳的。据《晋书》记载，晋武帝读完此文后，颇为动容地说：“士之有名，不虚然哉！”完全接受了李密的请求，并且更觉得李密节操可敬，嘉奖他孝敬长辈的诚心，赏赐奴婢二人，并指令所在郡县，发给赡养祖母的费用。
中国古代以孝治国和恋老尊贤是一以贯之的，认为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才有可能立身安命而忠于国家。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观，任何人都不可违背。李密的《陈情表》具有这样的力量和精神，所以哪怕是皇帝也不能不暂时放下权威。
《陈情表》以侍亲孝顺之心感人肺腑，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广为传诵，影响深远。文中的一些词句如“急于星火”“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等，直至今天人们还经常引用。《陈情表》与诸葛亮的《出师表》并称为文坛罕见的、至诚感人的作品，有读《出师表》不感动者，不是忠臣；诵《陈情表》不感动者，绝非孝子的说法。
李密待祖母去世之后，始入京师为官，史称其为官清慎，嫉恶如仇，因作诗讥讽朝廷升迁官员不公而被免职回家，病逝于武阳故居。
有一件偶而的小事，从侧面体现了李密的人品。赴京任洗马后，司空张华问李密：“安乐公（刘禅）何如？”李密说：“可次齐桓。”张华问为什么，李密说：“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又问：“孔明言教何碎？”李答：“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雅洁，《大诰》与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言教是以碎也。”
此番对答，意思是刘禅虽非英主，但也不像人们说得那么不堪，只是受贤臣或奸佞影响表现不同而已；诸葛亮琐碎，是因为对臣下的谆谆告诫的必需。张、李的对话，展现了李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睿智，和不以蜀汉覆亡而肆意攻击贬低、不因晋朝的权势而曲意讨好附和的可贵品质。
风行一时的《益州记》终没能留下
散见的记载却是古成都最清晰的记忆
蜀地涪城（今三台县西北）人李膺，字公胤，也有说字公辅的。生卒年不详。他曾在南朝东昏侯永元初做过涪城令，梁武帝时，做过益州主簿。李膺口才辩才出众，有一次，他奉命至健康（今南京）办事。梁武帝知道李膺的才能，故意问他：“今李膺何如昔李膺？”“昔李膺”指的是东汉末名士，让李膺说自己与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高士相比谁厉害。今人比古人、自己比他人，是个难题。但李膺回答得十分巧妙机敏，大意是说，今天的李膺我比东汉的李膺幸运多了。梁武帝问其理由时，李膺说，汉代的李膺身逢社会动荡时期，汉桓帝、汉灵帝朝纲不振，李膺不可能有所作为。我今天能遇到梁武帝这样的尧舜之君，肯定比他幸运呀。梁武帝明知这是拍马屁，但仍然十分受用，据史书记载，梁武帝高兴得“以如意击席者久之”，并任命李膺为益州别驾。
从以上可以推知李膺大约生于刘宋大明（457—464）期间，而卒于梁天监十年（511）左右。据祝穆《方舆胜览》和《太平寰宇记》记载，李膺官至太仆卿，死后墓茔在今绵阳市城西南。
李膺不光口才好，治学也很有一套，曾著《益州记》三卷，据《南史》记载，当时“流行于世”。此书主要记录蜀中舆地及名胜古迹，以及山川地貌和郡（州）县建制，极具价值，是除《华阳国志》以外古代巴蜀最有影响的地方志之一。只是该书今已亡佚，只是在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以及舆地类书籍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书中还保留着部分内容，但仍然是研究巴蜀风土人情的重要资料。
此书在介绍益州时，分别对蜀郡、广汉郡、江原郡……共十四郡进行记录；同时对梁州的新巴郡、北巴西郡、北阴平郡、南阴平郡、侨郡作了诠释；而巴州则对巴东郡、巴郡、涪陵郡予以载录。该书有不少很难见到的关于古成都的细节的记载。
在“蜀郡”成都县条，首先介绍锦里：“益州城张仪所筑。锦城在州南，蜀时故宫也，其处号锦里。”指出锦里的方位由来，简明扼要（见《艺文类聚》）。至于锦城，则介绍说“在益州南，笮桥东，江流南岸，蜀时故锦也……城墉犹在”（见《初学记》）。而辑自《太平寰宇记》中转记的少城：“与大城俱筑，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西墉。故《蜀都赋》云：亚以少城，接与其西。”
书中有关于司马相如住宅的介绍：“城西二百步得相如归宅，今海安寺有琴台故墟。”（《初学记》）可见，李膺时代，蜀中古迹已经损毁严重。余如蜀王杨秀造望乡台（位于升仙桥，今驷马桥侧）、白菟楼（在文庙西街）、开明氏所造七宝楼……都有涉及，但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说了。
该书至于桥梁则记录很详细，如七里桥（今名万里桥）、员星桥（今名安乐桥）、玑星桥（今名建昌桥）、夷星桥（笮桥）、尾星桥（禅尼桥）、冲星桥（永平桥）、曲星桥（升仙桥），是今天研究成都古时风貌的重要资料。其他成都所属的郫县、温江、新繁等境内水流、桥梁、古迹等，现在的资料也有辑录，只是不够全面，也缺乏系统性——这倒不是《益州记》所记不全，而是因此书早已亡佚，后人从相关资料中搜集整理时无法恢复原书。后人辑录，已是难能可贵，实属不易，不应苛求了。
推荐：